禮藏於器
-----飲食文化的演變與《紅樓夢》四十一回
/ 張錯 (美國南加州大學)
- 導論：禮藏於器
孔子在《禮記‧禮運篇》說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及色也。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夫子言下之意，尤其人對飲食男女，死亡貧苦的好惡反應，皆是人之本性，無可無不可，好此惡彼，皆是心的大端變化。但人心的不可測度，守則或逾越，無法知悉，富貴貧賤，皆人之所欲所惡(《論語‧里仁》) ，還得倚靠禮法去教化。所謂大欲大惡的大，皆是人的欲望渴切，飲食，就是物質的物欲，男女，就是身體的性欲。
飲食可分兩種層次，第一層次是充飢渴，第二層次是提昇為美味佳餚，也就是朱熹說的「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宋人認為，必須要以天理勝人欲。但說來容易做時難，往往懂得道理，要用道理去克制人性的欲望卻很難，正是「以理言，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则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却甚易。」由此可見，要克制飲食更進一步的美味欲望，不是一天可以做到之事，「以理言，人欲自勝不過天理。以事言，則須事事去人欲，存天理，非一蹴即幾，一下即成。」
在中國文化發展裡，飲食美味與天理人欲是一種辯證式的正反矛盾，一方面我們要求天理勝人欲，另一方面又覺得美味是人類文明史的一種成就。許多明清食譜佳餚，如李漁《閒情偶寄》、袁枚《隨園食單》，也就是今日我們的飲食文化，多是欣賞討論1/如何選取食品材料，2/如何炮製，3/如何臻達美味，這些論述在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裡，仍然不被重視，好像申引出美味享受是閒事小道而仍非正事大道。
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儒家以禮來約束飲食男女人性大欲是可以了解的。孔子述而不作，追尋已被諸侯遺棄敗毁的周禮，最大關切仍在祭祀禮儀的恢復，以便把最初事鬼神的祭祀轉化入人倫的禮儀規範。祭典一切在乎禮，祭祀的獻食享用，無論是鬼神或人，與飲食密切相關。《禮記‧禮運篇》載：「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可以致其敬於鬼神。」那就是說，最早飲食的禮儀，始於飲食，以黍豚 (玉米和小麥、豬肉) 用火燔烤，再鑿地為尊(汙，音wa)，以手掬水而敬飲(抔，音pou) 。用草把竹木縛成鼓槌 (蕢桴) 來擊土鼓作樂，這樣就可以祭祀鬼神了。古代肉食稀貴，用來祭祀，代表最高貴的崇敬。
但是祭祀中除了飲食以外，還有飲食的容器，在宗廟舉行的祭祀大典裡，就不像在郊祀那般就地取材，掘地為爵，竹木為槌，掬水為酒而敬飲，擊鼓以作樂了。青銅時代的飲食器，除了我們今天能看到出土文物較完整的曾侯乙墓鐘鳴鼎食外，它們的功能不只是祭享，同時亦發展為貴族餐飲用器。也就是說，用來作飲食用的青銅祭器同時也應用在天子與貴族士大夫的饗宴器具。所謂「藏禮於器」，就是指這些饗宴器具一旦進行貴族人際關係的飲宴，就有遵守禮儀的封建社會階層尊卑上下之分。孔子嘗云：「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左傳》) 以銅鼎為例，周朝天子最大，擁有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階級森嚴。相傳「周有九鼎」，是早自大禹治水時用九州進貢的鐵鑄成的，它們世代相傳入夏、商、周三朝，至為威重，儼然王朝正統至尊的象徵。
銅器最大種類除祭天祀祖禮器外，主要為日常生活及饗宴賓客的炊食飲器。其實生活用器與禮器經常重疊，由於祖先神的崇拜祭祀，商朝相信人死後進入領域與生人無異，因此亦能享用生前一切用品，故而用銅器陪葬之風極盛，甚至用生人馬匹。而祭祀之神衹享用亦與人無異(包括祖先)，因而一部分生活用器，尤其飲食酒水用器，亦演變發展為非實用性的祭祀用器，按照一定的形式組合，而成禮器。例如食器組合，就有鼎、簋、鬲；酒器組合有爵、觚、觶、斝，出土時均如此。安陽殷墟婦好墓起出陪葬銅器460件，僅禮器就有210件之多。
青銅器能在古文物中脫穎而出、冠絕群雄，建樹給中國文化一個典型豐富優秀的遺產楷模。青銅器物反映出夏、商、周，古代貴族的社會活動，更在種類與實用功能上，提供不同層面的活動細節，主要有日常生活及饗宴賓客的炊食飲器或樂器用品，即所謂「鐘鳴鼎食之家」； 祭天祀祖的禮器；及軍事兵器用具如劍、戈、矛、戟、斧或馬車用器等。
飲食銅器型類分別為食器(鼎、簋之類)，酒器(卣、尊、爵、斝、觚之類) 及水器(盤，匜之類) 。
(2) 《紅樓夢》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櫳翠庵，劉姥姥醉卧怡紅院」
酒器之中，卣、尊、觥、觚為盛酒之器。爵、斝為飲酒之具。諸器中又以卣的通體為深浮雕(high relief )，包括蓋、提梁(提手)、器身無處不雕，最為鋪張華麗。上海博物館藏有西周鳳紋卣一具，為西周前期最主要的中型盛酒器之一。這件卣紋飾特別精美，據上博館中描述，「蓋和腹部的回顧式大鳳紋羽冠逶迤交纏，華美異常，範鑄技術也十分精湛，是西周卣中難得的精品。」斝是中國古代用於溫酒的酒器，也被用作禮器，《詩經‧大雅》謂「洗爵奠斝」，就是指多作祭祀之用。其器三足，一鋬耳，兩柱，圓口呈喇叭形。由商湯王打敗夏桀之後，定為御用酒杯，諸侯則用角觥。
非常美妙或巧合，曹雪芹《紅樓夢》四十一回「賈寶玉品茶櫳翠庵，劉姥姥醉卧怡紅院」內出現了一個用來喝茶的瓠瓟(音hu pao或bo)斝，另外還有形似缽而小的點䀉(音qiao)犀。四十一回內這一段是這樣的：
又見妙玉另拿出兩隻杯來，一個旁邊有一耳，杯上鐫著「瓠瓟斝」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祕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斝遞與寶釵。那一隻形似缽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著「點䀉犀」，妙玉斟了一䀉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寶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她兩個就用那樣古珍奇珍，我就是個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裡未必找得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寶玉笑道：「俗語說：『隨鄉入鄉』，到了妳這裏，自然把這金珠玉寶一概貶為俗器了。」
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尋出一隻九曲十環一百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笑道：「就剩了這一個，你可吃得了這一海？」寶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雖吃的了，也沒這些茶你糟蹋。豈不聞『一杯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飲驢了。』你吃這一海，更成什麼？」說的寶釵、黛玉、寶玉都笑了。
沈從文先生曾為瓠瓟斝、點䀉犀這兩個杯子作了一番虛實的考證。他在一篇〈〝瓠瓟斝〞和〝點䀉犀〞---關於《紅樓夢》注釋一點商榷〉裡指出，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紅樓夢》的註釋是不對的，因為註中，釋「瓠瓟斝」為古代的大酒杯，「瓠」、「瓟」都是瓜類別名，所以瓠瓟斝就是近似瓜類形狀的酒杯；另外又釋「䀉」為古代碗類器皿，「點犀」 用的是李商隱詩 「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典故，都是不對的。
沈先生說，明代以來，南方新擡頭的中層士紳階層中，流行呼朋喚友，遊山玩水，吃喝玩樂，出行時必須携帶一些雅緻輕便的茶酒器具，這些器具後來在清初成了北方宮廷貴族流行的時尚器物。但它們不是人文版註釋中所說的「這個斝類杯近似瓜類形狀」。正好相反，瓠瓟斝就是「用瓟瓜仿作斝形的用具」。
沈先生又指出《夢溪筆談》提到「流行用葫蘆或編竹絲加漆作茶酒器，講究的且必仿照古代銅玉器物，範成各種形態花紋。」事實的確如此，明清年間將生長中的幼嫩葫蘆套以模型，待成長定形後再除掉種籽、再風乾製成茶酒器，稱為匏器或葫蘆器。康熙、乾隆年間許多工匠在模型上雕繪花鳥、山水，並題字，製造出杯壺等葫蘆器。匏器取得不易，尤其清初題款的匏器，件件花紋形態絢麗燦然，百中選一，僅有一二件精品。
但是斝在青銅酒具中是酒杯，不是茶杯，而且古代多用作禮器，體積容量有時比爵還大。曹雪芹寫《紅樓夢》有實有虛，實的匏杯已如上述，但把它取一個古怪名字叫做瓠瓟斝，就的虛假借喻，有如諧音甄士隱即「真事隱」，賈雨村即「假語村」言，沈從文認為瓠瓟斝即「班包假」，北方俗語有謂「假不假？班包假，真不真？肉挨心，」意思就是「假的就一定假，真的就一定真」。妙玉把這杯子給寶釵用，按照周汝昌的說法，就是暗示寶釵這姑娘班包假的性情，假中有真，真中有假，智珠在握，與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中「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 的描寫相合，其不露鋒芒處，王熙鳳曾形容是「不關己事不開口，一問搖頭三不知」。
其實人世虛華，紅樓一夢，真斝或包假，茶杯或酒器，杯中是茶是酒又何必認真？倒是金庸《笑傲江湖》第十四章，祖千秋與令狐沖論何酒用何杯時，竟也提到青銅酒器的爵及犀角杯，那才是古代飲酒的杯子：
祖千秋指著一罈酒，說道：「這一壇關外白酒，酒味是極好的，只可惜少了一股芳冽之氣，最好是用犀角杯盛之而飲，那就醇美無比，須知玉杯增酒之色，犀角杯增酒之香，古人誠不我欺。」
…..
祖千秋指著一罈酒道：「至於這高粱美酒，乃是最古之酒。夏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那便是高粱酒了。飲這高粱酒，須用青銅酒爵，始有古意。」
…..
祖千秋伸手入懷，掏了一隻酒杯出來，光潤柔和，竟是一隻羊脂白玉杯。只見他一隻又一隻，不斷從懷中取出酒杯，果然是翡翠杯、犀角杯、古籐杯、青銅爵、夜光杯、琉璃杯、古瓷杯無不具備。他取出八隻酒杯後，還繼續不斷取出，金光燦爛的金盃，鏤刻精緻的銀杯，花紋斑斕的石杯，此外更有象牙杯、虎齒杯、牛皮杯、竹筒杯、紫檀杯等等，或大或小，種種不一。
無獨有偶，《紅樓夢》四十一回提到形似缽而小的點䀉犀也正是上面祖千秋飲關外白酒要用的犀角杯。沈從文認為作者是用此器物隱喻妙玉做作、勢(犀)利音，以此器的通透象徵妙玉的「到底假」或「透底假」，在手法上使用的會意，與瓠瓟的諧聲相映成趣。他認為《紅樓夢》第四十一回這節文字：「重點主要在寫妙玉為人，通過一些事件，見出聰敏、好潔、喜風雅，然而其實是有些做作、勢利和虛假，清潔風雅多是表面上的。作者筆意雙關，言約而意深。甚至於兩件器物取名，也不離開這個主題，前者是諧音，後者卻是會意。也可說並非真有其物，可又並不是胡亂湊和」。
由於上文涉及對妙玉性格的否定理解， 1961年10月22日《光明日報》刊出周汝昌〈也談“瓠瓟斝”和“點䀉犀” 〉，表示贊同沈從文提出的曹雪芹描寫兩件古怪飲器名稱，不限於字面意義。但他不同意說妙玉「凡事皆假」的性格，認為應是描述寶釵及黛玉的性情，尤其點䀉犀在庚辰本、戚序本皆作「杏犀䀉」，用之於黛玉，則是「性蹊蹺」的隱語以描述她的多疑冷僻性格。周汝昌還提出瓠瓟斝應該是古匏器，不是沈從文所說的明清時代的葫蘆器。
1961年11月12日《光明日報》又刋出沈從文一篇〈〝杏犀䀉〞質疑〉的答辯，指出瓠瓟斝是明清器物，與古代瓟器不相干，古代瓟器和明清仿斝瓟器故宮現成物甚多，他也「經手收買過，說的大致不會太錯」。
届此，這兩件酒器的身份已明確，只不過曹雪芹用作茶器而已。點䀉犀就是高足犀角酒杯，用來飲酒據說犀角可解百毒，並且犀角本身是清凉去熱、止血定驚之藥，飲酒用角杯可提取犀角藥性，更是風行一時。不要忘記，《笑傲江湖》第十四章祖千秋要令狐沖飲盡八杯藥酒的八個杯子，除了內裡混有種種珍貴之極藥物的八顆藥丸外，其中一隻杯子正是犀角杯，以助令狐沖解毒。
宋明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發達，犀牛角大量流入中國，明成祖朱棣先後派鄭和出使南洋、東非等地，犀角正是從這些地方源源湧入，尤以犀角與沉香木進口甚多，官僚貴族「示闊鬥奢」(沈語)，用犀角雕做成精美酒器，有橫如出海浮槎的酒船，有直立山水園林、亭台水榭喇叭侈口的高足犀觥。近年海內外拍賣行雕刻犀角器物的標價，已達天價，《紅樓夢》那種「形似缽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著點䀉犀」的缽形犀角杯也常赫然在其中，至於用來喝茶飲酒，那就視乎情況了。
但是有一點讓人無法釋疑的就是沈從文先生的聯想與附會說法，假如「瓟斝」正是諧音的「包假」，而包假又出自北方俗語「班包假」，那麽又如何解釋班包假的「班」字呢？如果「班」字和瓠爮斝的「瓠」字毫不相干，那又何必大費周章去引述一大堆「假不假？班包假，真不真？肉挨心」的北方俗語呢？乾脆就說「瓟斝」諧音「包假」豈不就南北皆懂了麼？
無論瓠瓟斝或點䀉犀，我們更大的興趣還在於它們稀有及復古外型，《紅樓夢》四十一回尚有拿來給劉姥姥飲酒的十個黃楊根子大套杯，「雕鏤奇絕，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以及圖印。」 另外有妙玉親自捧與賈母飲用的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小茶漆盤，裏面放一個成窯五彩小蓋鐘。又尋出一隻九曲十環一百二十節蟠虯整雕竹根的大盞，給寶玉飲茶用。
黃楊木生長緩慢，長到樹身直徑二十公分的黃楊樹就要幾百年，所以古語有云，「千年難長黃楊木」，李漁譽為「木中君子」。由於木質堅韌光潔，紋理細密，貌幾乎看不到木材棕眼，其色又淡黃似象牙，年久色深，古樸美觀，硬度適中，是一種雕刻小型圓雕的上佳材料。因為鳳姐等人作弄劉姥姥，拿給她飲酒的十個黃楊根子套杯應是大型杯子，極是難得，更用樹根部雕成，一色山水樹木人物的圖案紋飾。
漆雕 (剔紅) 工藝自宋元到明清已達極致，在木胎上層層髹漆，乾而再髹，週而復始，達到某種厚度再雕刻出層次分明的浮雕紋飾。清代的製作更趨精緻，雕刻精細，運刀如筆，鋒棱清楚有力。清代雕漆的顯著特點是：漆色一改明代溫潤的暗紫紅色，代之以鮮豔的朱紅色，花紋則更加繁縟纖細。妙玉捧與賈母飲用的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小茶漆盤的雲龍紋飾原則上只有皇宮才能使用，曹雪芹也就虛幌一招以示它的名貴了。
成窯指明成化朝景德鎮生產的瓷器，傳說明萬歷時，成化五彩鬥彩鷄缸杯一雙，已價值十萬錢，可見成化五彩在明代後期已是罕見瑰寶。那時小巧精緻鬥彩鷄缸杯沒蓋子，蓋盅茶杯明代雖有，但要清代中晚期始流行。
竹雕，也稱竹刻，發展到明清時期大盛，風格大多渾質樸厚、構圖盈盛，刀工深峻，線條剛勁，紋飾佈滿器身，往往淺刻、留青、圓雕各種技法同時施行。年代逾久的竹雕器色澤轉深，現琥珀，或暗紅、深棕色。尤其用家多年摩挲把玩，器物會變得瑩潤光滑，色感溫和有致。雖然現今竹雕器物尚未見到寶玉拿來飲茶的大型九曲十環一百二十節蟠虯整雕竹根的大盞，但也不見得沒有。
(3) 結論：飲食器物的合宜、味外之味、與正朔
届此，我們可以看出四十一回這些器物的珍貴，不止是手工精細，亦在於它們仿古的美學文化內涵。也就是說，飲食男女的飲食，不止在於何飲何食，亦在於飲食何物、應用何器的適宜，也是《笑傲江湖》祖千秋長篇大論向令狐沖解釋喝什麼酒要用什麼杯子。西方希臘羅馬古典主義有所謂「合宜」(decorum) 之說，當然那是文學風格上討論「文學的恰當」(literary propriety) ，什麽人、什麽身份、做什麽事、說什麽話、用什麽語言，都需要有某種合理的恰當。市井之徒的言行舉止，卑瑣俚俗；皇室貴胄則舉手投足之間，展現出雍容華貴的風範，一切必須恰如其分。
這不就是夫子所說的禮麽？
不也就是劉姥姥在大觀園內與眾人飲食觀念的分岐麽？雖然姥姥裝傻扮憨，面懵心精，但雅俗有別，她就是寶玉自謔的「俗器」，妙玉口中的「蠢物」，在大觀園眾人中「不合宜」，卻是明顯的。妙玉把姥姥「侵犯」過的賈母只喫了半盞老君眉的成窯五彩小蓋鐘，叫人「擱在外頭去罷。」。寶玉會意，知為劉姥姥吃了，「她嫌骯髒，不要了」。這種骯髒，不是劉姥姥有什麼不乾淨之處，妙玉的潔癖，除了劉姥姥的粗卑，禮的恰宜的在意更甚於一個可以洗滌乾淨的杯子。
而復古的禮的復興，不止夫子的春秋禮樂，北宋南渡前的大觀王朝，徽宗趙佶時期仿古到達高潮，一是為了製禮作樂，另一是為金石學研究和藝術鑑賞。徽宗仿古和王莽一樣，為了製禮作樂，以三代之古，制今朝的正朔，但他是以復古考古為背景，以真實的器物為參照，包括豆、簠、簋、登、尊、爵、斝、洗、俎、罍…等。大觀元年 (1107) 於尚書省設置議禮局，作為推行禮制改革的專門機構，派人到收藏古器之笢家摹繪圖形，再將皇宮藏器編繪為《宣和博古圖》。此外，所謂復古仿製的「新成禮器」不但器形仿真，連銘文也是仿金文而不是小篆，甚至用詞也模仿商周口氣。
可惜徽宗費盡心血搜集的古器物以及制禮作樂的輝煌成果，都在靖康之難毀於一旦。政和「新成禮器」包括國家祀典用器和頒賜臣僚的家痔廟祭器，一部分被金人擄掠或棄諸江河池沼，其他又在渡江逃難途中散失。劫餘者被高宗(趙構)搬到揚州用於建炎二年(1128)的郊祀大禮時，陸續搜集到的「新成禮器」，據《玉海》卷六十九記載，僅存五件。可見宋室南渡的狼狽損失慘重，詞人李清照就是寡居一路跟隨朝廷南遷而來，沿途丟棄曾與其亡夫趙明誠一生艱苦搜集的金石古器十之八九，痛述於其〈《金石錄》後序〉，可謂一字一淚。
一直到紹興十一年底(1142) 宋金二次達成和議，確立了南北對峙局面，趙宋皇朝方在杭州重建宗廟祭祀與古器收藏，但由於政和、宣和年間沒有及時貌將新禮器圖樣編輯成書，使得從北宋過渡入南宋重建禮樂制度面臨著極大困難。紹興十三年(1144)的一次重大祭禮 (高京迎回生母及徽宗靈柩)，由於祭器需求數量相當龐大，一度是青銅製作重鎮的建康府 (南京)，無法承擔全部青銅禮器製作，只好把祭器材料分成青銅、竹木、陶瓷三大部分。建康府負責銅爵鑄冶，臨安府(杭州) 製造竹木祭器、下平江府 (蘇州) 燒造陶瓷器皿，並且向各地的有名工匠與作坊「承包」部份器具(有點像清代官府在景德鎮的「官搭民燒」)。建康、臨安、下平江三府只是官府承辦，江南各地燒造的官窯瓷器應不計其數。
這是一個極值得重視的現象，首先，宋室南遷，除了士大夫群外，還有北方各地精良工匠不肯受夷狄欺侮大量移遷南方，最令人注目的是瓷器在北方五大名窯官、汝、鈞、哥、定的發展變化，以及在杭州修內司、郊壇下兩處官窯及江西吉州府及景德鎮的陶瓷燒製，還有明州 (寧波)、越州(紹興)、温州、婺州(浙江金華) 、處州 (今麗水) 等地的瓷業生產、消費、和銷售集散。越瓷、婺州窯青瓷、龍泉青瓷久負盛名，到南宋而大盛。陸羽《茶經》排婺州窯第三，僅次於越窯，可與甌窯媲美，「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窯次…」，也就是說，喝什麼茶要配什麼碗，和祖千秋選酒杯是一樣的。
第二，南宋燒造官窯地點有會稽、蘇州、杭州等地，許多造型與青銅祭器相同，如尊、壺、琮、爐、瓶、器型多仿自周、漢古制，雖然體積不大，但造型嚴謹肅穆、氣度大方、古風樸雅，足見在功能上可以補青銅禮器不足。第三，前面提到，祭典需要的竹木祭器，包括朱髹用竹編織盛帛的篚和盛果實的籩，但在民間竹、木、匏、葫蘆等容器的製作設計，常具祭器風貌，也就是說，與瓷器一樣，許多飲食起居用品除了實用外，還包括它們的古典質素及文化內涵。宋代趙希鵠撰有《洞天清錄》一卷，序內云：
人生一世如白駒過隙，而風雨憂愁輒居三分之二，其間得閒者才三之一分耳，況知之而能享用者又百之一二，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為受用，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 嘗見前輩諸老先生多畜法書、名畫、古琴、舊硯，良以是也。明窗淨几羅列，佈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跡，以觀鳥篆蝸書，奇峰遠水。摩娑鐘鼎，親見商周。端硯湧巖泉，焦桐鳴玉佩。不知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 是境也，閬苑瑤池，未必是過，人鮮知之，良可悲也。
文人間的博古清翫，就是「時取古人妙跡，以觀鳥篆蝸書，奇峰遠水。摩娑鐘鼎，親見商周」，發展入明清，文震亨的《長物志》亦呼應《洞天清錄》强調的古雅。長物即多餘之物，但書指的卻是文人性靈生活所必需之物，包括室 廬、 花 木、 水 石、 禽 魚、 書 畫、 几 榻、 器 具、衣飾、舟車、位置、蔬果及香茗等十二卷。其中仿古的偏好處處可見。書開首卷室廬第一論〈門〉的門環即云，「門環得古青綠蝴蝶獸面，或天雞饕餮之屬，釘於上為佳。」，古青綠，指青銅。此外，卷六〈几榻〉論「禪椅」又謂，「禪椅以天台藤為之，或得古樹根，如虬龍詰曲臃腫，槎枒四出，可掛瓢笠及數珠、瓶鉢等器，更須瑩滑如玉，不露斧斤者為佳」，可見除了饕餮等上古青銅紋飾優先選擇外，藤木樹根、瓢笠等物皆為古雅加持。
在明代飲用器具中的茶爐湯瓶，《長物志》卷末第十二〈香茗〉論「茶爐、水壺」內云「茶爐，有姜鑄銅饕餮獸面火爐，及純素者，有銅鑄如鼎彝者，皆可用。湯瓶鉛者為上，錫者次之，銅者亦可用。」湯瓶，就是燒水壺，可以清楚看出，陶瓷飲用器具即使進展入宋明，基於雅清古素及其實用性，仍以青銅器具為佳，至於「磁瓶雖不奪湯氣，然不適用，亦不雅觀」。 不適用，是指實用性。不雅觀，就是古典美學的合宜了。由此可知，每一器、每一物，均有其時代的背景與需求選擇。磁瓶今天的我們看來是古代，在明代可能就是近代或現代了。
到了清代，清高宗乾隆命梁詩正等群臣奉敕纂編《西清古鑑》，主要仿傚宋徽宗敕撰的《宣和博古圖》。譜錄清宫藏古青銅器，乾隆十四年（1749年）始纂，乾隆二十年（1755年）完書，收商周至唐代銅器1529件 (包括銅鏡)，以商周彝器為多。後繼撰《寧壽鑑古》、《西清續鑑‧乙編》和《西清續鑑‧甲編》等四書，合稱《西清四鑑》。學者多詬病其宮中仿器真器雜亂，金石知識貧乏(唐鏡謬誤為漢鏡之類)，或西清究竟為南書房或乾清宮的西暖閣。
乾隆好古及推動仿古追古的風尚，自是不移事實。從上面宋明文人的尚古清翫，我們已看出歷代民間，用銅、玉、陶瓷、竹木匏器等質材去仿制古代器物，乃一時風尚，更添文人雅趣，尤其清代金石、考據、訓詁學的復興，益增文士鑑賞器物的內涵或新貌的挑戰與趣味。
這就是所謂味外之味，禮藏於器，以器輔食。味道，不只是食物或飲料，或飲食佳餚味道與烹飪的提昇，它還牽涉到對器具的雅賞，藉這種高雅鑑賞發展入另一種味外之味的滋味。味道，不止是食物的聲、色、味，或享用者官能的眼耳鼻舌身意，它同時也是智識活動，藉對器物的認識與欣賞產生另一種味蕾與品味。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強調「辨味」，品味詩歌猶如人們飲食，不可止於醋鹽的酸鹹，而應在酸鹹之外，正如食物需要領會醋鹽加工後「醇美之味」的「味外之旨」。司空圖指的是文學的詩歌，禮器仿用指的是器物模擬再造後的藝術作用，演繹與創新兼備，其味無窮。就像趙希鵠在《洞天清錄》序中所說的「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那是色中之色、聲內之聲，味外之味，可惜「人鮮知之，良可悲也」。
從宮中貴族到民間，許多實用器物都以古器外型為模範仿造，就像《紅樓夢》四十一回或《笑傲江湖》第十四章內的茶具或酒器。
此外，乾隆纂輯《西清四鑑》不單是整理收錄宮中器物，同時也是藉清宮擁藏的古器回歸中國傳統「正朔」。清三代自康熙、雍正到乾隆，已日漸漢化，猶記康熙當年尚殷殷囑咐西方耶穌會傳教士如南懷仁等人勤學滿文，以便傳輸西方天文、科技知識。但曾何幾時，到了乾隆本人，已全部漢化，乾隆在位六十年，文事武功鼎盛，號十全老人，詩書兼善，溫柔敦厚，但有些忌諱如文字獄，卻比康熙、雍正兩朝還要嚴厲，任何人凡寫出了「虜」、「夷」、「胡」等字，都可能招致殺身之禍，足見他的大中原心態，不肯被視為異類。滿洲本是關外白山黑水一個部族，崛起趁機入主中原，本身有限的文化傳統，未堪與中國千年文明相比，古三代夏商周青銅禮器及其禮樂制度正是這大文明的文化命脈。乾隆的慕古幽情和徽宗可謂殊途同歸，徽宗是個糊塗昏君，但也是個難得的藝術天才，對中國藝術傳統傳承奉獻，可謂天下一人。乾隆攘外安內，國力之盛，君威之隆，連英使馬戛尼 (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也無法用半膝之禮晉見，而成歷史禮儀之爭。其實正是乾隆華夷心理作崇，視自己為華夏大清皇帝，對方為西方蠻夷，自然尊卑有別。至於從古器禮樂能夠回歸到中國古代正朔的道統精神，也就是內聖外王的典範傳承，無人能夠纂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