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白先勇的意識流 吳鈞堯

我跟白先勇親密，但也不親密，因為親的是書，人則見過幾回，但始終書與人殊途。有一回在《聯合報》文學獎頒獎典禮後，幾名高中生圍著白老師說話，我遠遠站在外圍，欲言而未言，比高中生更像高中生。白老師臉頰豐腴，膚色紅潤，像極了傳統年畫裡，走出來的垂髫孩童，有著兩抹的腮紅。

我沒有因為無法親近而失望，一本書所能說的，往往比作家本人，更能說得完滿。

白先勇《臺北人》，是我重要的啟蒙讀本，我透過它接觸現代主義，揣摩失根、虛無以及徬徨。時約八○年代，國的未來、家的未來，以及人的，都濛濛如霧，作家對於書寫的意義是植於現實，但又超越現實，他提出了怎麼觀看當下，也預言了往後的十年、二十年。《臺北人》多數篇章完成於七○年代，他所寫的時空已經消失了，但彰顯的人情，依然讓人動情。

年輕時讀《臺北人》，留痕最深的自然是〈遊園驚夢〉。錢夫人是崑曲好手，年近花甲的錢鵬志為了聽戲而娶她。錢過世後，家道中落，錢夫人北上參加竇夫人的宴席，被一群朋友拱著唱崑曲。歡場與官場，都一樣炎涼，錢夫人甚麼事情都卡住了，關於打扮、嗓子與應對。人的一張嘴皮子雖是肉做的，不經常練習，依然會生鏽。

白先勇用了「意識流」與「拼貼」技巧，寫錢夫人的心怎麼卡著了，硬是搬移時，又發現它們的鏽蝕。卡住、搬移，再卡住、又搬移，是我重讀〈遊園驚夢〉的體會。使用「意識流」時，常看到幾個場景交換使用，凸顯一個人的內在真實，並讓失序的語言有了枝幹，不至於因為意識過度流動、畫面快速切換，而讓語言成為囈語。意識流用在寫作上，考驗著作家怎麼「流」，以及「留」甚麼。

這招數看似易使，年輕的我拿它寫小說，也曾用在散文中。調用時，難免醺醺然，以為掌握了文學心法，卻是繞著心的毛邊。因為要繞進核心，更必須用情，而一般人常在施展招數時，被形式上的招數給掌握了，成為「有形無神」的模仿者。

白老師〈金大班的最後一夜〉曾改編為電影，去年底，〈一把青〉則改編為三十集的連續劇，再引起了讀者、影迷，對小說原著的興趣。小說的主述者是秦偉成的妻子「秦師娘」，看著女主角朱青怎麼嫁與空官郭軫、丈夫殉國之後她的哀痛，最大的轉折是到了台北，朱青由青澀內向變得婀娜風騷，得了「賽白光」綽號。對朱青的改變，小說大量留白，但我看到了時代、看到了存在，它們是兩枝無可商量的筆，一點一捺間，我們就活得不一樣了。不寫哀傷的哀傷，常常更顯悲傷。

重讀《臺北人》，才發現被年輕的我放大好幾倍的「意識流」，只是微小的環節。一般都認為《臺北人》是白先勇回顧舊中國的作品，但我發覺，它與當下的本土回歸潮流並沒有差別，都在叩問，家在哪裡？

《聯合文學》於二○一四年一月，製作「白先勇和《孽子》」專題，我於記者會上，再見到白老師。我也排在隊伍中，手捧雜誌，等待簽名。這好像追星哪，實在感到難為情，但當我一步一步走向白老師，又覺得我這樣的難為情，又何其誠懇。這更是我的一種「意識流」，搬移著我的文學啟蒙。

美國《世界日報》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