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花園的逃亡與死亡
評佛克納「紅葉」及夏烈「最後的一隻紅頭烏鴉」的主題
「文學之美，在於其悲劇性，浪漫性及反叛性。」－夏烈
「人是一種奔向死亡的存在。」－海德格
前言
任何一種文學型式都可能以不同的主題呈現，常見的分類，例如悲愁、嬉樂、荒謬、戰爭、愛情、感情…等等,在一般或特有的狀況下產生的藝術效果各異。惻動人心的主題並非悲劇莫屬，喜怒哀樂均可在相異的情景，經不同的文字運作產生震憾性、感人的作品。文學異於科學，其特質為感性重於理性及知性，故而文學作品意境列為首要，其重要性置於結構、主題、文字、情節、對話、思想等元素之上。意境的營造可能與上述任何一種文學技巧（或藝術）元素相關。「主題」一般列在文學的「思想性」範疇內，而與文學的「藝術性」配合度相對的要降低很多。然而主題的甄選，一如小說敘事觀點的擇揀，亦可在思想性之外產生震撼的藝術性效果，襯出意境的昇高。
如果「悲劇的誕生」是尼釆全部哲學的誕生之地．他昭示悲劇的特質是由悲劇產生了快感。悲劇把個體解散，而與世界本體融而為一，創造出神祕的陶醉。世界意志不斷創造出，然後又毀滅掉個體生命，乃是「在其永遠揚溢的快樂中藉以自娛的一種審美遊戲」。
文學的主題之一是逃亡，相伴而來的常是死亡。逃亡呈現一種浪漫，而死亡亦是浪漫。逃亡與死亡如非孿生，卻一定具有必然的相連性。逃亡是無言的過程，死亡是結局的選擇。本文以東西兩篇小說––威廉‧佛克納的「紅葉」與夏烈的「最後一隻紅頭烏鴉」––就其所呈現的逃亡與死亡的主題作一探討，並比較東西方的人性特質及宇宙觀。
作品和作家的天生個性、經歷及環境有關，故而探討作家的作品，可能由作家本身開始。在他的經歷中尋找一些線索及思維邏輯，連接到他作品的創作意圖或呈現方式。
威廉‧佛克納
威廉‧佛克納（William Faulkner）1897年生於美國最貧窮、落後及種族歧視最嚴重的南方密西西比州。年青時加入加拿大的英國皇家空軍。一次大戰在法國戰場受傷。1929年他32歲，出版「聲音與憤怒」（The Sound and the Fury）藝術價值極高，但難以理解。1932年他寫成「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另一部書名費解的小說。1949年得諾貝爾文學獎。1954年又因「寓言」（A Fable）得普立茲獎，1962年去世。
佛克納在密西西比州渡過一生。目睹落伍、保守、貧窮的南方社會對黑人無端歧視和迫害。他的小說在表現黑人問題上，無論藝術境界、文字技巧、思想、深度、人物刻劃、形式結構或創作的分量來看，都超越其它美國作家。在佛克納小說人物的塑造上，黑人角色不是一個分離而特異的片面，而是像其它人物一樣，源自作者對於人類與自然所持的一個有機概念。
魯迅創造了魯鎮，百分之七十的小說是以此虛構小鎮為背景。無可置疑的，魯鎮其實就是他的故鄉－紹興。同樣的，佛克納以南方的色彩為背景，創造了他本人心靈地帶的約克那帕脫法郡（Yoknapatawpha County）––一個神話和真實混合地方。佛克納共有19部長篇小說，其中15部以約郡為背景，18部有黑人作為主要角色，寫出黑白衝突、社會的苦惱和焦慮、以及主要人物走向滯寂無望或自我毀滅的命運。
佛克納是美國小說家中使用意識流技巧最成功的。然而他和此中大師愛爾蘭作家喬哀思（James Joyce,1882-1941）不同的地方是，他仍保留傳統小說中的一些因素，比如故事情節，可以使全書呈顯統一性，而不是片段凌亂無因果關係的排列。佛克納獨創的技巧是延遲交待含義，不直接點明小說主體。在作品風格方面，是現代派手法與傳統手法兼蓄並收，既有寫實主義的傳統，又有象徵主義的色彩。他使用一種當時文學上前所未有更謹嚴、更有陽剛之美的文字創作。然而他未能控制這種文字，反而是這種文字及隱藏在文字之後的感情永遠控制著他！
佛克納小說中許多難唸的文句常含有豐富的美和意象。有時他勿略了標點以及主詞和敘詞之間的關係，或未能明白寫出人物之間對話的次序，這時讀者只要稍加思索，就不難得到豐盛的收獲，因為讀者會聽到一位詩人，一位藝術家的聲音––此刻他正沉醉於自己的情思與抒發這情思的文字裡。
紅葉Red Leaves－南方花園的生與死
「紅葉」全文二萬二千字，被譽為佛克納最深沈而具悲劇性的短篇小說。71年前（1930）發表於「星期六晚郵」雜誌。全文共分六個小節，前三個小節描述印第安人對蓄黑奴的觀感－一個落後的少數民族在民族大熔爐的美國，比白種人更歧視另一個少數民族。後三小節敘述一個年輕黑奴的逃亡及被捕。
「紅葉」是以十九世紀的約郡為背景。彼時約郡印第安人部落也學白人一樣蓄養黑奴。而印第安人的生活及文化都簡單，並不需要那麼多黑人來作工。印第安人認為黑人「實在比白人還壞」，他們甚至吃黑人的肉，但是「肉味苦澀」，「味道也很難聞」，況且「人數太多了，又不能把他們都煮著吃了。」在這些黑奴中，有一個專門服侍印第安酋長的年青黑人，他可以不作工、不需在田裡流汗，而在樹蔭下陪著酋長，吃著好的食物。只是酋長一死，這個年青的黑人必須立刻和酋長的馬和狗陪酋長入葬。然而每一任酋長將死，隨身黑奴即開始逃亡。在印第安人的觀念，逃亡的黑人吝惜生命、沒有榮譽、沒有禮節、是個麻煩、是野蠻人。而另一方面，逃亡的黑人卻「不認為有一天他必須死是合理的。」
文中印第安人的生活及思維確是匪夷所思。他們從十二哩外的密西西比河邊拖來一艘解體的汔船，把甲板室改裝為房子，船舷安裝在牆上。養了許多黑奴種植五榖。平時，讓一群狗監視著黑奴。酋長用賣黑奴給白人賺來的錢到巴黎去過了一年，帶回一張鍍金的床，一對據說路易十五的情婦用過的蠟燭台，還有一隻有紅後跟兒的鞋。鞋子太小穿不進去，只能保存在一對鞍皮口袋裡，有時拿出來給後來接他位子的兒子玩玩。以後這隻鞋子變成傳王位的玉璽，然而他的兒子長成一個不到155公分卻有110公斤的怪物，整天試圖穿進這隻法國紅後跟托鞋，那隻鞋就是他的王位，他的宗教。
這一任酋長在死之前，他的黑人從僕藏在穀倉中望著他垂危。黑人沒有名字，十四歲還是個孩子的時候，由一個奴隸販子帶出喀麥隆航向美國，在3呎高的中艙內過了90天。現在，他作酋長的從僕已有23年。天黑之後，三哩之外黑人們的鼓聲響起。黑人一直把柏杉的空根瘤做成的鼓藏在河床中，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黑人們要藏鼓。酋長的黑人從僕躲在馬廄的頂樓上，在椽間的憂悽裡自問自答的說：「他還沒有死去。」他聽見兩個聲音，自己同自己談話。
「誰沒有死？」
「你死了。」
「是。我死了。」他靜靜的說，他希望自己在存放鼓的地方。他想像自己從樹叢裡跳出來，用那骯髒、瘦瘦的看不見的腳在鼓間跳躍。但他不能那樣作，「因為人會躍過生命，跳進死亡；他衝進死亡，但沒有死，因為當死亡捉住一個人，它只抓住生命結束的這一端。那是死亡從後邊越過他時，仍是在生命中。」
夕陽落山，黑人從馬廄的後牆爬下來，跳進一條河裡，在河床上為生命而奔跑。他跑過另個黑人身旁，彼此互望一眼，一個是靜靜的不動，一個在狂奔，好像隔開兩個不同的世界，真正的分界線是互換目光。他在這片熟悉的原野跑了30哩，有近30個小時沒有吃任何東西。他躺在蕃瓜樹叢中休息，黑夜來臨時，又開始狂奔，向鼓聲奔去，奔向黑人的聚集。在那兒由族人手中接受了煮過的肉，再度進入河床。天亮時全身塗滿泥防蚊，奔入沼澤地。
日落之前，黑人在泥沼中的一根木柱上發現一串螞蟻慢慢移動，他捉住這些螞蟻一個一個地慢慢吃。他望著長長的一列爬上木頭，以堅毅的，可怖的不偏不倚走向死亡的命運。日落時他在試圖抓一隻藏身的青蛙時被一條毒蛇狠狠的鞭了一下，去摸蛇的頭，又被擊了一下，他說：「我不願意死。」之後，他又用低沉緩慢而沮喪的聲音說：「那是因為我不願意死。」
印第安人把沼澤包圍起來。「我們要給他時間。」他們說：「明天不過是今天的另一個名稱。」。有三個印第安人進入包圍圈，在沼澤和他們的獵物見面。黑奴給他們看他被毒蛇咬得腫漲的手臂，要求印第安人在那兒把他處死，「因為那兒黑，殺的時候他不會看見那臉。」然而印第安人沒這樣作，他們堅持自己的方式來活捉這個黑人。之後，黑人又回到沼澤的深處。
半夜，黑人把他們都吵醒。他開始高聲喊叫，自言自語，聲音很尖。突然穿透黑暗，刺了過來，之後他安靜下來。東方既白印第安人進入沼澤，他們突然勒馬停蹄，因為黑人赤祼著身體，塗的泥結成了硬痂，坐在一根木頭上，用他的母語唱歌，聲音清晰飽滿，蘊藏著狂野與哀悽。他頭抬起來，望著升起的朝陽。
「你跑得很好，不要覺得羞愧。」一個印第安人說。
在陽光亮麗的早晨，印第安人擁著黑人走近農莊，黑人在人群裡是最高的，他急促的呼吸，好像六天被追逐的日子立刻向他奔來。他們請他坐，給他東西吃，還給他水喝。黑人在被帶走陪葬前又開始唱歌，印第安人望著他，他們仍聽見黑人的呼吸：啊－啊－啊「來」，印第安人說，從黑人手裡把水瓢奪了過來，帶他走向他的死亡…..
夏烈的歌曲
夏烈籍貫是江南地區江蘇省。他的母親卻是有一半客家血統，一半閩南血統第七代的台灣人，這造成了夏烈本身血統的混雜。夏烈雖出生於中國北方的北京，卻在南方的台北盆地的城南長大。那塊潮溼而悶熱的綠地是他文學的南方花園，他在那裡得到光影和啟示，一切的文思靈感由此開始。高爾基曾說：「一個不愉快的童年是創作的泉源。」他的童年富裕而愉快。然而他複雜的血統，加上青少年時期在台北市混雜對立的省籍環境下生活，必然比一般人更要感覺到環境的錯綜及隱藏的壓力與緊張。緊張tension就是另一種創作的原動力。
他的小說及散文每篇都表現高度的感性及淡淡的哀愁，夏烈喜愛山野生活，青年時期是活躍登山者，以後在美國的「國家森林局」擔任專案大地工程經理多年，經常出入山林視察工程及作地質勘探，所以他的小說會以荒野作背景。夏烈的小說沒有地域性，不像魯迅的魯鎮，佛克納的約郡或史坦貝克的塞林納谷（也是史坦貝克的家鄉），這和他一生居無定所有關，他甚至不能明確的界定自己的故鄉是那一座城。他居美國多年，在他的作品中很難看出是受西方文化或中國文化影響較深，可能是一種綜合或混合。可見的是，夏烈的思維方式絕不同於居住在台灣或中國大陸的作家。在寫作筆法上，寫實主義，象徵主義，現代主義及存在主義混合在他的作品中出現。夏烈是無神論者，甚至在年青時深受德國非理性哲學家尼釆之影響。他是沒有根，沒有故鄉，沒有宗教的人－對故鄉的膜拜本身就是一種宗教性的節操。夏烈是不可能被這些所侷限的。
烏鴉林寂靜的世界
「最後的一隻紅頭烏鴉」1988年發表於季季主編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全長一萬五千字，分四個小節，描寫一個二十歲左右的殺人犯逃亡的過程，因為有倒敘的文式貫穿全文，所以四個小節不似「紅葉」每節有明顯的時序及場景。
故事以唯一主角徐兆鴻逃亡展開，他半夜躺在深山裡的伐木工人草寮被凍醒，開始回憶兒時帶妹妹小麗到山間烏鴉林打紅頭烏鴉的那件事。紅頭烏鴉是變種，幾十萬隻裡才遇見一個，竟被他用彈弓打下。徐兆鴻的父母分別是退伍老兵及中部漁村姑娘。徐兆鴻唸完國中即到水電行當學徒，旋即入營服役，射擊好，成為陸軍的飛靶射擊選手。退役歸來後，赫然發現小麗已入青樓，悲劇遂無法避免，在盛怒之下殺了妓院的保鑣，逃往他幼時熟悉的深山。徐往山區逃，後面洪隊長率隊武裝員警追縱，另外有個徐兆鴻父親的老友，教過他國中國文，現在調查局工作的應老師也報備以私人身份跟來勸降。
他在天色暗下來後，忽然左腳踏空由坡上摔落，背包裡的開山刀尖在他落地時刺傷下背近腰處。他帶著傷繼續前進走被伐過的林班，找到工寮在那兒渡過夜晚。「小麗，讓我們離開這裡，讓我牽著妳的小手，帶妳到烏鴉林去….」。他在受了傷流血，半睡半醒的黑夜裡對自己說話。
太陽落山後他進入烏鴉林－他最終的目的地。而此時，追縱的隊伍也抄近路來到烏鴉林。徐兆鴻在被圍困的情況下，並未依洪隊長指示繳械投降。他看到一隻烏鴉迎面而來，忽然一道靈光閃過，他舉槍射擊，大批烏鴉被鎗聲驚飛。他不斷的將烏鴉擊落，直到全部子彈只剩一顆。此刻，應老師舉白手帕，像企鵝一樣搖搖擺擺走出來，而應老師身後撲翅低飛出一隻烏鴉，徐兆鴻眼前一亮，那竟是一隻變種的紅頭烏鴉！他舉鎗射烏鴉，子彈打在應老師身旁的枯樹上，碎木花四濺。躲在樹後的警員們都站出來，他們知道徐兆鴻由朋友處借來的單管獵鎗共有十二顆子彈，現在打光，戰爭已告結束。而實際上他口袋裡還有一顆許多年前撿到的子彈，和獵鎗的口徑相符。
此刻紅頭烏鴉在天空中盤旋，忽然又飛回來，降低了高度。徐兆鴻掏出最後一顆子彈上膛，舉鎗瞄準，鎗管指向應老師。洪隊長也拉開鎗的保險，兩聲鎗響過後紅頭烏鴉落在應先生身後，徐兆鴻則睜大眼睛緩緩倒下，血由左前胸心臟地帶湧出，小說至此結束：「輕柔的晚風拂過他散亂的髮際，像母親的手一樣，輕柔的。」
種族的鴻溝
佛克納在「南方腹地」Deep South出生，亦終其生於此。「南方腹地」指阿拉巴馬，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及密西西比四州。是全美國五十二州最貧窮、落後、保守、思想落伍，篤信基督教的四州。「基本教義派」Fundamentalist即以此四州為大本營。由這些特色當然演變出對黑人極度的歧視。甚至當地印第安人部落在十九世紀會學白人蓄黑奴。「紅葉」是一篇特殊的小說，它描寫黑奴，但小說裡沒有白人，只有印第安人與黑奴。印第安人在文中形象極壞，他們無知，人數眾多，行事繁雜而可笑，對話囉嗦，大多沒有意義形同廢話。印第安人的世界正在緩慢地崩塌，而他們溫和得甚至不曉得要去抵抗。基本上，只是在白人世界的邊緣苟活著。他們蓄養著處處造成問題的黑奴，卻不知道要拿來做什麼。學白人的辦法將黑奴賣給白人換錢，儘管「錢」對於他們而言根本沒有意義。他們的酋長辛苦地把汽船拖上岸來充當房間，而他們世代相傳的，代表族中至高無上權力的信物，竟然是一隻法國來的紅色高跟拖鞋。這些印地安人最終也將像那些臉上抹了鉛白，吸鴉片煙的法國人一樣，走上墮落一途。另一邊描述是那個沒有名字的黑奴，與他那些沉默的族人。他們隱藏在黑暗中，很少講話，也沒有什麼明顯的舉動（除了那逃亡的黑人不停地跑以外）。關於黑人的一切，他們的家族、歷史、生活，似乎都在一種混沌莫名、不可理解的狀態中，因此也沒有什麼好討論的。因為他們「像馬，像狗」，「在這個聰明的世界裡，他們什麼都不像。」他們是另一個物種，一個比較低級的物種。他們是永遠的「他者」。
整個追縱黑人的過程竟像一場狩獵，一場豐年祭，一場殘忍的嘉年華會。它並不能滿足人們的好奇心，因為在那個弱肉強食的大自然中，黑人扮演的是一個被貓把玩的，被捕到爪邊的老鼠。牠逃不出去，貓比牠巨大，比牠快，比牠殘忍。老鼠的平均壽命大約是兩年，牠們必須要在被噬食之前迅速的繁殖，以綿延牠的種族，就像文中的印第安人圈養的黑人一樣被捉對繁殖，目的是可以把他們賣給白人賺錢。
然而「紅葉」所要表達的顯然不是種族歧視嗎，「紅葉」的重點是逃亡––為生存而逃。種族歧視在這小說中只佔次要的地位，是主題之後的一個背景。它本身所具有的意義，甚至沒有它所被呈現的、喜劇性的、荒謬的事實及情節更令人重視及矚目。佛克納寫的是黑人的故事，然而在心態上，佛克納仍是白人，他寫的其實是白人的意識形態，所以如果不是希臘精神、不是聖經、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生存競爭與自然淘汰、優勝劣敗與弱肉強食，不但是人與人的競爭，也是人與大自然的競爭。
再回到夏烈的「最後的一隻紅頭烏鴉」。就像「紅葉」一樣，有些文學評論對此兩篇小說均著眼於族群的考量––黑人對印第安人以及本省人對外省人。以夏烈的小說來說，盧建榮在「分裂的國族認同」一書中多次論及夏烈小說中涉及的族群書寫。此處所謂族群即是台灣人與外省人。盧書指出夏烈出身省籍婚姻家庭，如以父方籍貫為斷，應列為外省人第二代，然而「夏烈連續兩次以小說第一人稱「我」作為本省人，讓本省人呈現其心靈深處」。外省人作家夏烈塑造的本省人小說主角「以正面形象，並且以擔當吃重的主要角色」出現。並且「都是有血有肉的人，都能以同情心去體諒周遭的人。」盧書特別提到夏烈的短篇小說「虞美人」及「年輪」中省籍歧視根本不存在，歧視的產生「乃出於能力的問題，而非源於身份或背景的關係。」
盧書觀察到「最後的一隻紅頭烏鴉」文中，逃犯徐兆鴻是外省人第二代，率隊追捕的警官洪隊長是台灣人。故事結局是台灣人警官射殺了外省人逃犯。但盧指出夏烈「所欲呈現的不是族群衝突，而是族群接觸是當時社會的常態。」洪隊長對待逃犯只依職業行事邏輯應有的反應而反應，毫不及其它，尤其是省籍問題。換言之，追捕者與被追捕者之間的矛盾表面上看似是族群，實際上卻與省籍無關。
外省籍退伍軍人與台灣人漁村女郎生下「混血種」徐兆鴻，作者夏烈本人也有相同的混血背景。因為歷經兩種不同文化衝擊，又以國台語雙聲帶發音，造成他們潛在性格上的複雜。這種複雜並不表現於外，亦不被人所察覺––甚至連他們自己都不察覺。然而日日夜夜、時時刻刻，語言、心態、意識、內心的轉換，盡在不言中醞釀及進行。夏烈的個人背景使他在寫作時無意中會跨越族群界限。在現實的環境裡，這種跨越並不具代表性，屬稀有動物群，只反應了夏烈因他特殊背景所產生的個人心態。大多數的作家還是本質論的作者––外省人歸外省人，本省人歸本省人。
從文學的角度及藝術的觀點審衡，這兩篇小說顯然非以種族為主題，甚至不是主題之一。種族只是小說的背景材料，它深化了情節性及複雜性，豐富了內容，彩化了小說，使它更具可讀性，色味更濃厚。這種技巧有經驗、優秀的小說作家都善知使用。
小說的命名
「紅葉」全文二萬二千字，從頭到尾文中並無紅葉出現，亦未言及秋天，佛克納曾任維吉尼亞大學駐校作家，他在該校一次演講中，回答有關「紅葉」的命名時，只說了「這是自然界季節的凋落」他用「凋落」deciduation這個字詞。大自然在季節的轉換時有生之季也有死之季，和人的生死一樣，無法抗拒也無法改變。葉子在凋落之前變成紅色，紅葉最美麗、最富詩意、也最動人、最有生機。人老了，物件舊了，四季的轉換都是自然現象。然而黑奴的逃亡到死亡，不也是葉的變紅及凋零嗎？綜觀全篇小說，即使到了結尾，佛克納所要表現的意義還是遮蔽的，然而它的篇名「紅葉」即是隱秘，又是明朗。
「最後的一隻紅頭烏鴉」則一目瞭然，象徵的意義不言而喻，雖然王德威認為那隻變種的紅頭烏鴉是夏烈膜拜的圖騰，卻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夏烈真正的意圖何在。徐兆鴻所犯的殺人罪「是當場激於義憤」，按照我國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條，將處七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又依刑法第七十七條，刑期逾二分之一，如行為良好，「由監獄報請法務部，得許假釋出獄」，如此不到四年即可能恢復自由之身。徐兆鴻明知其所犯之罪並不嚴重，卻選擇了亡命深山，最後走向不明確的死亡，可說由逃亡到死亡，動機皆為含混不明，引起許多讀者的困惑。本篇論文的目的之一也是要就此作一探索。
逃亡於男人的領域
這兩篇小說的主題都是逃亡––為求生而逃亡，被追逐、被圍捕，以及面對最後不能避免的死亡。逃亡的原因是叛逆性，逃亡的過程富浪漫性，而逃亡的結局是走向死亡的悲劇性。兩個亡命的主角在年齡上差了整整一倍，「紅葉」裡的黑奴是四十歲，而徐兆鴻剛退役，應該在二十歲左右。黑奴沒有教育，從小就是奴隸，他是為了動物性的本能instinct而逃亡。雖然兩篇小說主角的教育程度，在絕對的比較上有差異，一個是不識字的黑奴，一個是有九年義務教育的國中畢業生。然而即使後者在他所處的社會裡，也是個低教育程度，低收入的藍領階級。處於社會低層面的人，常有認命、卑微及退縮的心態，心理不可能複雜。兩個作者，佛克納及夏烈對他們所創造的人物的心理描寫也極少，幾乎近於零。作者主要著墨在人物外在的行動，以此刻畫出人物的性格及人生態度。
兩個小說的主角和配角都是男人，沒有愛情，沒有繾綣、沒有溫馨，純粹是男人的爭鬥，男人的挫敗與男人的死亡。在那個無情的世界裡，上演著不停的衝突和殘暴，人們一直嗅到死的味道。最後人們甚至藉「完全失敗」以博取「勝利」。為什麼？因為人常以一切下賭注，如果把最後一點兒都輸光，就得以「自己」作為賭注。這不是殘酷的事實，而是生存的法則。兩個小說的主角都不是往混亂的都市中逃亡，然後藏匿在公寓中、倉庫裡癈棄的工廠中、或老相好的香閏裡，而是選擇自己熟悉的環境作為逃亡的路線。不同的是黑奴在平地上往樹林及沼澤裡逃，徐兆鴻則往深山裡逃，這又和兩個作者本身的經驗有關，夏烈自年青時就有深山經驗，而佛克納一直生活在平地上，即使他的短篇小說「山的勝利」對山中景緻及生活著墨亦不多。
「紅葉」有濃厚的象徵主義色彩，用鼓聲象徵死亡；以不知逃避被捉來吃的老鼠感嘆黑奴自身處境；用黑奴慢慢吃掉的一長列木頭上的螞蟻，比喻自己將不偏不倚走向死亡的命運。文中黑人不停的擊鼓，他們在酋長將死時擊鼓，在黑奴逃亡的整個過程中擊鼓，因為他們知道逃亡的結局可能是死亡。
然而徐兆鴻沒有要與命運博鬥和拔河的意思，在逃亡的過程中，他沒有流露出任何恐懼與不安，沒有埋怨和憤慨，反而片段式地回想著從前生活的點滴，彷彿在拼拼湊湊中重新走了一次自己的人生。思緒隨著點滴的回憶一點一點地沈澱下來，過去、現在的痛苦與罪惡、時代、社會的是非與對錯，甚至「生」和「死」似乎都不是那麼重要了。他在逃亡的過程中遇到一隻兇惡的山豬，他們彼此怒目相視，但是此刻他心中坦然無懼，不像一般野獸遇到人時那麼驚恐。整個的逃亡過程中，他沒有妥協，實際上從來也沒有妥協，沒有厭倦，沒有等待，沒有期盼。他的生命力也許不如「紅葉」中奔跑的黑奴那樣強韌，但是卻也沒有虛幻或不真實的一面。
徐兆鴻的逃亡又類似史坦貝克（1902-1968）小說「逃」Flight（1938年出品）。在「逃」中，十九歲男孩貝比失手殺了人，不得不往山裡逃，最後站在高石上暴露了自己，被追捕的人射殺。整個的故事非常簡單，就是男孩貝比生長為大人，和成為大人的意義。「逃」本身更有另一層意義，那就是這個孩子逃得越遠，越離開文明人類，他就越接近野獸。然而他失掉了一切文明的裝備，仍不能被貶為野獸。貝比在逃亡過程中失落了馬，失落了帽子，失落了鎗枝，但當面臨死亡的時候，他沒有像野獸那樣作無用的掙扎和驚奔，他很寧靜的帶著人類最高品格中的堅毅接受命運。
三個小說的篇名「紅葉」、「逃」及「最後一隻紅頭烏鴉」均象徵著某種程度的脫離軌跡，或說象徵著「逃亡」以及引伸為「死亡」。逃亡的路程，黑人是漫長的六天，無奈與恐懼，是人生的絕望，亦是生命的掙扎；貝比是四天，他接受社會法規，接受殺人行為後果，接受以死亡作為懲罰的代價，最後他站在暴露的高石上，站直了身體接受追蹤者的射擊；徐兆鴻是兩整天到三天––短促而充滿了莫名的痛苦與歡愉。
死亡之舞
在「紅葉」裡，人沒有選擇死亡，而是死亡選擇了人，死亡「從生命結束的這端抓住了人。」換而言之，黑人在死亡之前是完全活著的，戲劇性的為他的生命奔逃，直到死亡抓住他。在這黑人的觀念裡，死亡的過程最糟的一部份是在生命還存有時，死亡由後面追上來。死亡是不可知的，因為沒有一個活著的人真正經歷過死亡，所以死亡只是一個觀念，而不是一種經驗。這使人對它產生恐懼感，恐懼令人感覺到死亡的真實性，如果沒有恐懼，死亡也就不具有活生生的實感了。
由一開始，黑人即瞭解未來，他躲在穀倉觀察酋長的死亡過程時，也在看著自己的死亡過程。黑人知道酋長死了，實際上他也死了。而黑人的逃亡給了印第安人一個機會來瞭解酋長死亡的意義，甚至包含他們自身生命的意義。黑人可以說是個替身，以逃亡奔向他生命的自由或死亡。印第安人及黑人都在他的逃亡裡找到了生存的意義，經歷了生命的觀念–––那個觀念是由死亡引導出的。所以最後當他們捉住黑人時對他說：「你跑得很好，不要慚愧」。對他的讚揚實際上上不是對一個敵人，而像是對一個朋友拍肩膀，因為他完成了一件工作，帶給印第安人對生與死的經歷。
黑奴被毒蛇咬了三次之後，他以為會有立即的終結，然而沒有，反而給了他求生的意念「我不希望死」他說了一次以後，又說了一次。在這之前他面對追捕自己的印第安人，靜靜的望著他那不可挽回的命運。在與命運抵抗時一定會有痛苦，因此當他第一次被毒蛇鞭到手臂時，覺得那是與命運對抗所付出的代價，於是他又讓毒蛇再度在手臂上咬一下，這一下他發現自己竟有如此深的求生慾望，他其實並不想就這麼走向自既定的命運。追捕陪葬家僕的行徑，在暗沉黑夜裡、蓊鬱的森林中，緩緩的流竄著無奈且無助的情緒，讓讀者隨著其情節，陷入一股不安的恐慌。讀者一步一趨的跟蹤追捕者，多少有捕獲人的期待，這也是人類殘忍的本性。
黑奴終於被圍困了。他臨終前望著升起的朝陽用母語唱歌，歌聲清晰哀悽。他用歌聲來迎接他的死亡，用歌聲來擁抱他的神。旁人可能無法瞭解，對他們而言，是神聖而莊嚴，是宗教式的，死亡前的迴光反照，一如在風蕭蕭的易水之濱用歌聲送走荊軻。或如四面楚歌聲中，在烏江向虞姬高歌「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西楚霸王。然而，如果真視這黑奴為荊軻或項羽，必然是引喻失義了。黑奴只是為了「動物化」的求生而逃，他沒有思想也沒有理想，否則早就逃了，何必等到今天？黑種人是最後一種從叢林裡跑出來的人類，在進化論排列的行表上屬於最下層最接近猿猴的一種。
徐兆鴻則非吹同一種蕭笛的人，雖然只有台灣最低的國中教育程度，徐兆鴻卻是成長在複雜、進化、有古老文明而又現代化的國家裡，他的思維絕不同於在非洲叢林及祟拜法國高跟拖鞋的印第安部落裡長成的黑奴。也許不能用文字或語言有系統、明確的表達，但是徐兆鴻的內心世界要豐富複雜得多，就因為他是個文明人。
「紅葉」裡的黑人逃得那麼努力，那麼辛苦，但是他逃不過命運，仍然是死路。徐兆源不需要逃亡，不需要死亡，但是他尋求死亡，那麼輕易的去尋求，兩個人多麼不同啊？命運豈是人所得瞭解的。夏烈在處理這問題時並沒有清楚的交代，然而小說沒有交代清楚的必要，矇矓本身就是一種文學上的美。以世間通常的眼光來看，死亡是悲劇。然而死亡的真相是什麼？它也可以是一種超脫，一種感覺，一種陶醉，猶如本文初述及尼采所言審美過程中的陶醉。而超脫是另一個境界的追求，在古老的東方，神秘的性靈色彩總是會在不言中陶醉人心。這種宗教性的節操也發現在日本青年的神風特攻隊（他們喊出悲壯的「人生二十五」口號）及三島由紀夫的切腹之中。東方對死亡的祟尚及膜拜，充滿了浪漫的情調，甚至達成了人生的完美。在西方，沙特的小說「牆」，卡謬的「異鄉人」以及海明威的「殺人者」均是面對死亡而自己選擇生命要如何走下去，因為這是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性命，沒有人能夠而且應該介入。這又關係到瞬時與永恆的問題。
徐兆鴻有許多朋友，結伴去香蘭閣風月場合尋歡，和查某去鵝巒鼻海灘作樂，他不愁衣食，無拘無束，但是在內心上他是孤獨者。他的教育程度不高，卻有宗教感，他把自己和天地合而為一。在追縱的過程中，閃閃星光逐漸被上昇的霧氣漫過，於是他「隱約的覺得自己和追縱的隊伍已被一層牢不可被、令人生畏的魔障隔絕」，追縱的隊伍穿不過那層厚膜，走到他的天地裡。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是夏烈所祟尚的，是另一種宗教，源自古老的華夏中國，深蘊在儒家的傳統裡。宗教是什麼？依夏烈的解釋，它是一種感覺，一種緣份，一種結識及認同的過程。而這與天合一的宗教，更是超越了世俗的宗教（或迷信），這是「紅葉」所沒有的。「紅葉」中的黑人只能求生，「逃」中的貝比一直在母親的庇蔭下生活，但是徐兆鴻一開始就在找尋他的烏鴉林––那是他的桃花源，是他的烏托邦，他的天堂。
徐兆鴻和貝比都很年輕，二十歲，在戰爭中是殺人和被殺的素材。因為年輕，他們可能不知道生命的可貴，甚至是否能真正瞭解死亡的意義？在他們體內，是否有一種隱隱的，甚至不自知的浪漫情操，視死亡不只是解脫，也是悲劇性的快樂與榮耀。然而，他們都是悲劇的英雄嗎？
全文的高潮，夏烈所要確切表達的，就是最後階段徐兆鴻與追縱圍捕者執槍站立對望的那一刻。在那一刻，他「完全清醒過來」，他想到小時和小麗共同「那段打烏鴉的日子，那個溫馨瑰麗，遙遠而感傷的童年，大片蒼鬱的森林，萋萋的草原，廣袤的平疇曠野。」於是「快樂像春日的小溪，涓涓滴滴的將鮮醇注入他體內。」烏鴉林在兩響槍聲之後成為潔淨的草地，寧靜，滿天晚霞，那裡是天堂，是南方溫暖的花園，他躺在那裡，他長眠在那裡，大地是他的被，「輕柔的晚風拂過他散亂的髮際，像母親的手一樣，輕柔的。」至此，徐兆鴻終於和他的父母、妹妹以及大地、天空合而為一，那種境界，遠遠的超越了世俗的宗教或迷信，昇華到宇宙的層次，也就是人生所追求最高的境界。
終曲
「紅葉」、「最後的一隻紅頭烏鴉」，另外包括史坦貝克的「逃」，三篇小說的主角均是年青的男人，代表不同的種族及膚色。三者在最後一刻面對死亡時態度不同，卻也從容，象徵了對命運的接受。然而，這個終結的命運又因環境、傳統、個性、文化及教育的不同而代表了不同的意義及境界。他們的逃亡是靜寂的，生命的了斷也是靜寂的，沒有臨終前的榮耀，眾人起立喝采，大聲喧嚷，鼓掌揮手，轟轟烈烈的赴刑。三個故事只有「逃」的主角貝比由母親撫育成人，而且在逃亡開始及以死亡作結束時有母親的存在。其它兩人自幼就失怙在生活及心靈上獨立。
夏烈和佛克納年齡上相差了近半世紀，兩篇小說的刊出更相距六十年之久。兩個作者，一個是在保守落後的美國南部終其一生的白人，另一個是以四海為家，深受存在主義以及儒家思想影響的中國人。他們在思想上，經驗上及成長教育上的差距如此，然而兩篇小說的理性思辨或美學上的透視卻又有相似之處，逃亡有許多種，死亡也有許多種，肇始的原因不同，過程及結局卻是類比，均賦於小說在藝術上的浪漫性及悲劇性，提昇了小說文本的意境。這意境的昇高，也就是小說作家所終生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