慨探西安事變
/ 李中華
“西安事變”對關心國事和近代史的人來說，應是任人皆知的，且已經成為一個專用名詞。因為它不僅對我們自己國家民族的興衰存亡，有著直接的關係，而且也是國際間的一件大事。這就是1936年12月12日發生在陝西省西安市，由張學良和楊虎城兩位將軍率領所部，東北軍和西北軍，劫持當時中華民國最高軍事委員會蔣介石委員長的事件。以後被稱為“西安事變”。時間已經過去82年了。而相關的報導，記述，著作等等，雖不能說是汗牛充棟，卻也可以說不計其數。但頗多道聽途說，撲風捉影，或誇大其詞，妄加揣測，甚或各抱立場，故加歪曲。不才在行將就木之年，願將數十年來所涉獵的相關片段，以及所親炙的一些事實，加以梳理，以疏積悃，姑名之為“慨探西安事變。”
遠因
探索西安事變的原因，我認為可以追溯到瓦特發明蒸汽機以後，機器代替了手工生產，形成了“工業革命”。擁有機器者向各地攫取原料，製成成品後再強行推銷。這也就是帝國主義者向外擴展殖民的濫觴，造成並擴大了貧富不均的現象。馬克思、恩格斯社會主義的思想應運而生，並發表了“共產主義宣言”，造成了一種思潮。第一次世界大戰，沙俄即因國內發生了列寧所領導的布爾雪維克革命而退出，結果仍被推翻。隨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並成立了“共產國際”，向世界推銷共產主義，企圖赤化全球。 歐洲各國雖最早接觸到共產主義，但由於生活水準較高，社會也較安定，較不易接受。而列寧認為中國貧窮落後，應是共產主義發展的溫床。所以他曾說，“從莫斯科到巴黎的捷徑是經過北京。”
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雖早於1911年推翻了滿清政府，建立了中華民國。但革命的成果迅被袁世凱攫奪，並進一步的建立洪憲帝國。全國一致討伐，作了83天的皇帝就一命歸西。北洋政府成立，內有軍閥割據，外則列強環伺，國家幾被瓜分。中山先生求助無門，恰此時的蘇聯建政未久，一則國際間亦甚孤立，再者也是發展共產主義的大好時機，所以就伸出援手，除貸款外，並援助槍枝、彈藥、派軍事教官、政治訓練員，幫助建立革命武力，成立“黃埔軍校”。這就是第一次的國共合作。
共產主義的思潮早已瀰漫全球。中國共產黨也早於1921年在上海秘密成立。而當時的中國外受列強剝削凌辱之恨，內承軍閥壓榨之苦，許多熱心青年覺得又多了個報國之門，一時趨之若鶩，紛紛秘密加入，因為當時是非法的。他們和加入國民黨的青年們同樣的都具有報國救民的理想與熱誠，只是所選擇的路線不同而已。
共產國際利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機會，企圖赤化中國。國民黨不得已已於1927年4月實行清黨。而共黨雖頗受挫折，仍於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國民政府在外有強敵進逼，內部不能統一的情形下，隨有“安內攘外”的政策，並展開對共軍五次圍剿。共軍被迫於1934年10月退出江西蘇區。一路西行，在渡湘江一戰，原突圍的8萬5千人，竟損失5萬多人。餘眾仍繼續西行。經桂、雲、貴、川、康、甘，到達陝北時僅存軍隊6千餘人。加上傷患、文員、眷屬，總共約8千人。此即所謂的“兩萬五千里長征”。長征也好，流竄也好，反正都是那麼一回事。
近情
中共紅軍於1934年10月自瑞金突圍後，因受到國軍的追擊，且戰且走，其戰略與政略也適時的調整，其目的地的選擇也幾經改變，最後於1934年9月12日，終於決定了打通國際路線的方針，希望能夠得到蘇聯的政治指導和物資援助。但非常巧合的是在渡過渭河後，得到一份報紙，知道而且也證實了在陝北一帶還存在一塊根據地和一支由劉子丹所率領有相當實力的紅軍，讓大家大喜過望。於是，再度改變計劃轉向陝北蘇區，改變了中共紅軍的命運，也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紅軍在1934年10月中旬，抵達陝西省西北部的吳起鎮後就停了下來，企圖配合原來的一些紅軍建立第二個江西蘇區。而此時雖然有近20萬人的東北軍、西北軍、和中央軍環伺，卻有兩個對紅軍有利的條件。其一，中央政府已經不把這批紅軍視為追剿的重點，認為毛澤東、彭德懷所率領的這批紅軍只是一小部分，不足為慮。其重點放在留在川北和川甘邊境的張國燾部，把西北剿匪任務交由副總司令張學良負責，使紅軍減少很大的壓力。其次，紅軍之所以退出江西蘇區，是因為吃了“堡壘陣”的大虧。而陝北地區缺少木石，建築堡壘不易，所以就放下心來。
在紅軍尚未安定下來之前，10月1日，其15軍團在陝北勞山一帶設伏，幾乎全殲尾隨的東北軍101師，並擊斃其師長何立中和參謀長范馭州。20天後，又在富縣榆林橋全殲東北軍107師之619團，外帶612團一個營，生俘619團團長高福源。11月初，15軍團又在直羅鎮一帶僅以數連兵力一舉全殲東北軍整個109師，外帶106師的一個團。109師師長牛元峰自殺身亡，並俘虜了兩千餘人。何以致之？其一，東北軍在關外並不是一支勁旅。918事變不戰而逃。其二，進關後更無戰訓。其三，精神渙散，惶惶如喪家之犬。其四，輕視紅軍，認為其被追剿已是奄奄一息，不堪一擊。其五，紅軍方面已無退路。生死存亡關頭，哀兵必勝，幾仗下來，不僅壯大了紅軍的實力，更增強了他們的信心，也打下了重建蘇區的基礎。而在東北軍來說，不僅是損兵折將，原已不高的士氣，現在更加低落了。而恰於此時，1935年11月18日由原在莫斯科的中共黨員，受共產國際之派遣，經外蒙古傳來一個令人吃驚的消息，斯大林建議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且可實行反蔣反日的統一戰線。 因而中共中央立即展開對圍困的國民黨地方勢力的統戰工作。如與北邊的高貴滋秘密簽訂了互不侵犯協約，以及釋放被俘的東北軍官兵，以增加他們對共產黨的好感等。但對張學良則未抱任何希望，認為張學良和蔣介石別無二致。 讓被俘的高福源團長前往甘泉勸降，為軍長王以哲所悉並約其往洛川一晤。高於請示彭德懷後，於1936年1月8日，前往洛川見王。一周後即1月15日回報說：在洛川不但見到了王以哲，張學良也駕機前往，不僅對共黨的抗日深表贊成，張學良也願意親自與中共方面的全權代表，就共同抗日的問題進行商談。這不僅讓彭德懷深感意外，毛澤東更感意義重大。如果能與東北軍實現停戰，達成抗日反蔣協議，則整個西北局面勢將根本改觀。而這種統戰策略，原在瑞金時本已行之有效，但由於共產國際反對，不得不取消。現在，故技重施，不戰而屈敵之兵實為上策。密集的協商，雖亦稍有波折，如張同意抗日，不同意討蔣。不反對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但不同意馬上實行這個口號（諷刺的很，西安事變時張學良贊成，而中共則躲躲閃閃了。因為國際共產命令中共只能以第三者的身份出現）。1936年1月5日，李克農與張學良在洛川見面。張對聯蔣抗日事隻字未提。僅希望盡快與中共中央領導人在延安會談，並希望中共派代表長駐西安。同時，也希望能夠介紹其代表前往蘇聯與蘇聯政府商談抗日問題。這無疑也是中共所希望的，乃促成了1935年4月9日張學良與周恩來歷史性的延安會談。
兩人在延一個小天主教堂的小房間裡，談了約6個小時。會後張學良深為滿意，認為兩人相互欣賞，實為一時亮瑜，大有相見恨晚之慨，並希望約期再會。
這段歷史相去已80馀年了，許多著述由於資料的欠缺，多為撲風捉影，離史實太遠。而政治氣候的逐漸改變，各相關資料也相繼出現，各種專著紛紛問世，如大陸的近代史學界楊天石，楊奎松，以及台灣的學者阮大仁和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郭岱君等，多年以來從中共黨史，毛、周等主要人物的史料中，以及台灣的中國國民黨黨史，中華民國史及蔣、陳、宋等各黨政要員的史料，和蘇聯第三國際的，日本的，美國史丹福大學的，哥倫比亞大學的，等等數不清的許多相關史料中，出版了多本專著。每本動輒四五十萬字，洋洋大觀，不勝其記。
在綜理各專家學者的大作中，知道在西安事變前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發生了許多大大小小的事件中，已可體會出事態的嚴重性。如（1）張學良在損兵折將之餘，痛定思痛，尋求解決之道，在向中央政府申請為兩個被擊潰的師補充兵源時，不但不准，反而取消了兩個師的番號。使他警覺到中央的一石兩鳥的做法。把共匪消滅了，東北軍也消耗殆盡。（2）有由南京派出去延安的人，須簽發通關證明。張學良一定要問清原因，不得已才說出奉財政部之命去延安和中共接觸。經請示委員長後證實，張學良認為中央可以和中共接觸，我為什麼不可以的想法。（3）中共中央在可以重施統戰的策略下，適時的實施統戰，事半功倍。（4）東北軍多佔領城市，紅軍多住鄉下，相約定時定點開放貿易，但均不穿軍服。（5）紅軍缺乏通訊器材。張學良贈送200部無線電收發報機。（6）紅軍缺乏子彈，張學良贈送10萬發。（7）紅軍與民間貿易，老百姓只收銀元、銅板、和中央政府發行的紙幣，不收中共發行的紙幣。張學良贈送5萬銀元。（8）紅軍無棉衣，張學良贈送10萬套。為掩人耳目，分批分地在自西安至蘭州的路上交貨。（9）為便於聯絡，張學良請中共中央派員常駐西安（先是劉鼎，後加派葉劍英）。（10）希望中共派員訓練東北軍。（11）中共中央在獲得第三國際經濟支援許諾後，經由上海宋慶齡轉交之款，因技術問題遲遲未能收到。不得已再向張學良借10萬元，累積70萬元。張不但照借，並且說如果再借我還會借。（12）中共請張學良代購3百60萬發子彈，張學良免費贈送等等，不勝其述。另外在軍事行動上試舉一二供作參考。（1）陝北地瘠人貧，既缺物資又無兵源。為求發展，中共中央決定東渡黃河向山西進軍。乃與駐紮在黃河西岸的東北軍密謀讓出通道，順利東渡黃河，並迅速佔領了山西省靠近黃河東岸的六個縣。而原來不准任何軍隊進入山西的閻錫山，不得不求助於委員長。乃派湯恩伯率中央軍入晉，把紅軍趕回陝西，並下令東北軍聯合夾擊西渡的紅軍。但東北軍陽奉陰違，仍配合留出缺口讓紅軍順利西渡。而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瓦窯堡是湯恩伯的目標。周恩來擔任防務，難以防守，乃與東北軍密謀。中共中央撤出，由東北軍進佔。一者可以證明東北軍不是不打紅軍。再者也可藉以求償。攻下紅都是大功一件。但在紅軍撤後，東北軍進入之前，被在其北面不遠處石灣鎮的國軍86軍的兩個營，在營長高雲衢的指揮下迅速的佔領了。等周恩來再調軍來攻時已無能為力。弄巧成拙，且造成紅軍與東北軍的誤會。（2）蔣委員長下令胡宗南與東北軍聯合攻擊紅軍。王以哲雖不願配合，但亦不敢違令，乃將與胡軍的作戰計劃告訴彭德懷，讓胡吃了個打敗仗。委員長非常震怒，一者，損兵折將，打擊了國軍士氣。另方面也提高了紅軍的氣焰。再者也為各界留下不良的印象。總之，在這一段時間內，張學良和東北軍聯合欺騙中央政府，並造成東北軍仍努力剿匪的假象。
張學良有沒有加入共產黨？是不是共產黨員？這是很多人想知道的事。而由於資料的欠缺，是無法說得清楚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風氣的轉變，原來屬於機密的檔案也逐漸公開。因而楊奎松教授在其 “西安事變新探”大作中再度的把他在1992年之後中央黨校出版的“中間地帶的革命”一書中，首次披露的1986年蘇聯出版的“共產國際與中國”的文件彙編，其中公佈了一封共產國際1936年8月15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共有三條：（1）批評中共中央繼續實行“抗日反蔣”的策略方針。把蔣介石與日寇等量齊觀是不對的。。。（2）批評中共中央支持國內軍閥的反蔣行動。強調不能信任張學良。我們特別感到不安的是你們關於一切願意入黨的人，不論其社會出身如何，均可接受，不怕某些野心家鑽進黨內。。。張學良可能再次動搖，甚至直接出賣我們。（3）要求中共中央提出民主共和國的主張，準備停止推行蘇維埃制度。。。據此，中共中央於1936年9月15日至17日的擴大政治局會議中否定了原1935年12月瓦窯堡政治會議中關於“不問他的社會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產黨的決定。儘管會議中對共產國際對吸收張學良入黨一事未置一詞，實際上也就是放棄了這個初衷。為了讓大家對此事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特再根據資料簡述於下：劉鼎是中共中央派在張學良身邊的聯絡員。根據他1936年6月30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張學良於6月10日，親自駕機送由中共中央派往蘇聯的特使鄧發到蘭州，並為他辦妥一切通關證件，以及向盛世才也打了招呼。於6月11日轉機南京，20日返回西安。22日前往附近的王曲，向東北軍長安軍官訓練團發表了抗日演說。大談抗日是中華民族唯一的出路，是東北軍最大的使命，寧肯鬥爭而死，決不束手待斃。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可禦侮”的方針。6月30日張學良正式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要求中共幫助訓練幹部，為其準備發報員。劉鼎當晚即將消息發出。中共中央於7月1日開會，7月2日由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開天在電報中明確認為可以允許張學良入黨。電報說：張學良在歐洲時因為蘇聯拒絕他到莫斯科，他便認為蘇聯仍記舊恨，無意助他。經我們解釋，特別因為我們在會議上，軍事上行動上，經濟上互助，對他表示了誠意，他才轉而相信蘇聯。多方設法幫助我們，打通國際聯絡他要求加入我們的黨，是有益無損的。。。上述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的回電也就是對中共中央7月2日為張學良申請入黨的覆電。從這段經過來看，可以說張學良曾經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而中共也確實很表歡迎。但卻意外的遭到共產國際的拒絕。可以說他不是共產黨員。不過當他申請入黨後極短的時間裡，確曾有幾次被稱為“同志”。而且在晚年的談話中也曾說過，“在心理上我就是共產黨員。”至於其他的一些傳聞，就不足為論了。
時況
1936年12月4日，蔣委員長一行從河南洛陽乘火車於當晚抵達陝西臨潼。次日上午在張學良等人的陪同下入住華清池行館。隨後召來陳誠、衛立煌、蔣鼎文、朱紹良、陳調元等軍政大員，其目的是在解決西南兩廣事件後，專程前來西北，準備完成剿匪任務。雖然此前早有情報顯示，西北情勢不穩，且陳誠也曾親口報告。但他總覺得那是東北軍少數中下級幹部的情緒問題，認為張學良對東北軍能夠掌握。而張對他也是忠貞不二的。以為只要他親自前來，對他們曉以大義，以他個人的威望是不致有問題的。所以他到達後，即分批召宴各高級將領，剴切訓示慰勉有加，希望來此能剿滅赤匪完成統一，達成安內攘外的目標。但是，自東北軍調來剿匪之後，陝甘地區形成了西北軍、東北軍、紅軍、和中央軍四方雜處，駐地犬牙交錯，異常複雜。而自東北軍兩次潰敗以後，中共中央開始實施統戰，可以說收效奇大，勢如破竹，快速發展。委員長於12月4日到達之後，到12日的兵諫的一個星期內，他與張學良曾交談過多次。一個是堅持安內攘外的既定政策，一個是不打內戰一致抗日。各持己見，無法協調。而爭辯最激烈的是12月7日和9日的兩次，張學良甚至聲淚俱下，卻都遭到痛斥。蔣之視張，一者是長官部屬，再者也是長輩與晚輩的情份。張於事後曾說，“連我父親罵我也沒那麼厲害。”而蔣也在12月10日的日記中說，“對漢卿說話不可太重。”以及“此人衝動，小事聰明，大事糊塗，心志不安，可悲也。”但他萬萬想不到漢卿竟會聯絡楊虎城對他實行“兵諫”。當然他對張學良的信任，此行僅帶了少數衛隊也是原因之一。
西安事變另一要角楊虎城將軍是陝西人，農民家庭出身，幼少年頗坎坷。稍長投身軍旅。稍有發展，每接受共產主義思想。逐漸掌權後身邊頗多共產黨人。其夫人也是經由中共核准後和他結婚的。因為他身為中央第17路軍總司令，駐紮陝甘一帶，並兼陝西省政府主席，有重責大任。且因為他原屬西北軍而非中央嫡系，所以行事非常小心。而張學良在調到西北之前，兩人並不熟悉。在東北軍、西北軍、共軍駐地犬牙交錯的情況下，接觸日繁，且在中共中央積極實行統戰後，三者逐漸形成一體，並擬籌組聯合政府，成半獨立狀態與中央抗衡。但何時決定“兵諫”，以及兵諫何時發生，事後的說法則稍有不同。有說，12月7日，張第一次向委員長哭谏後就決定了。而有說是在12月9日激烈爭辯後才下定決心的。竊以為張學良在申請加入共產黨之前就應該考慮到的事。他深知委員長是不會放棄安內攘外政策的。而他的和共抗日的想法恰是背道而馳。何以善其後是必然會出現的問題。也可能他認為將來可以說服委員長放棄既定政策。現在這個問題出現了，他在哭諫、爭辯無效之後，已別無他途，只好挺而走險，實行 “兵諫”。由原來的逼蔣抗日，現在進而劫蔣抗日了。
至於事變何時發生各方說法稍有出入。據張學良的第一衛隊營上校營長王玉瓚的回憶錄：“我是怎樣打響第一槍”所述，12月11日下午4時，他應命見張總司令說，“命令你把蔣委員長請進城來，要抓活的，不許打死他。”兵諫隨於12日凌晨5時左右發生。據委員長貼身侍衛翁元回憶，委員長作息定時，清晨5時起床，先在床上運動，然後盥洗。他日記所說的5時半聽到槍聲不止，知道有所變故。乃帶竺培基、蔣孝鎮上後山。經飛虹橋到東側門，門上鎖不得出。乃越牆而過。牆內地勢高較易攀越，牆外深溝，以致跌傷腰背。勉力而行，山巔陡絕，荊棘叢生。天已微明，躲入一岩洞內。後知為兵變，已不再躲藏，為第二衛隊營長孫鳴九部發現，乃下山入城。
事變發生後，張學良迅即於12日清晨發電報給中共中央，讓在保安的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大吃一驚，甚至不敢相信。一方面多方打聽消息的真實性。其次，作出反應。覆電希望必須把蔣押在自己的衛隊營裡。緊急時做斷然處置。其三，擬派周恩來赴西安共商大計，及應作部隊之相關佈置等。並於當晚24時正式通知共產國際。13日上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其一，應在人民面前揭破蔣介石的罪惡，擁護西安事變。第二，公開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第三，應穩定黃埔派，CC 派，積極爭取元老派，歐美派，及其他抗日派等。而在事變發生的12日當晚，南京方面即作出強烈反應。在國民黨中央常委會和政治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通過了強烈的決議：其一，禠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其次，指揮調動軍隊由軍事委員常委兼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而與此同時張學良秘密指示設法奪取洛陽的東北軍砲兵營營長黃永安，早就向洛陽的警備司令祝紹周告密了。而奉命向潼關移動抵抗中央的17路軍馮欽哉部也密向中央軍接洽。事實上倒向南京了。張楊腹背受敵，且內部不穩。14日急電盼周恩來早日到達，共商大計。而此時中共中央也提出了由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共組抗日聯軍的問題。但另方面國內各方面對西安事變的不良反應接踵而來。而蘇聯方面也有不利於張學良的公開廣播。中共中央15日迅速改變了前一日的提議，決定繼續在公開場合保持第三者的姿態，呼籲並力爭和平解決。而另方面嚴格隱蔽紅軍力主作戰意圖，希望組織聯軍的事對外請勿發表。唯對內似宜宣布以定軍心，因為絕大多數的反應均把事變歸結為中共的作用。乃於15日以紅軍將領的名義發表通電，堅決主張停止內戰，接受張楊主張，組織聯合政府，罷免蔣氏，交付國人審判。既為張楊撐腰，也表明自己與西安事變無瓜葛。但大家看到張楊的八項主張，便能明白，不都是中共多年來所一直積極爭取的主張嗎？其著眼並不是在抗日，而是國家政策的改革，廢除蔣介石的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其所提的八項主張是：
-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 停止一切內戰。
- 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 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 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 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
- 確實遵行總理遺囑。
- 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事變發生後張學良非常在意蘇聯的反應，曾幾次追問毛澤東。而其實蘇聯政府的電台早已有廣播，並在12月14日和15日的真理報和消息報的社論中指責張學良利用抗日的名義製造分裂。共產國際並於12月16日及以後的電報中綜合的謂：這是日本陰謀製造的；張的左右和部隊裡暗藏著日本間諜，利用張的野心和抗日口號製造混亂，抗日力量喪失，日本坐享其利，蘇聯不會被利用，更不會支援，並持反對態度。 而中國最急需的是一個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張學良不能領導，蔣介石是唯一的人物。所以應和平解決事變，獲得蔣的友善，共商抗日大計，必須自動釋放，因此，必須站在中間立場講話。而另方面全國各地形成了一個擁蔣潮，打倒張楊，擁護蔣委員長，儘快護送蔣委員長回南京的口號不絕於耳。北平六所大學校長由梅貽琦領銜致函張楊，立即護送委員長回京。胡適並說，中國形成一個領袖不容易，如果蔣介石出現不幸，中國將倒退20年。應念國仇家恨，懸崖勒馬，陪同蔣介石回南京，以謝罪國人。全國各界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團結。而南京方面，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劉峙為前敵總指揮，殺氣騰騰，大戰一觸即發。幸於此時有當年曾擔任張學良秘書的英籍澳大利亞人端納在上海，而且他也是後來受聘為蔣介石和宋美齡的顧問。因為有這個淵源，宋美齡就請他飛到西安，了解真相。與其同往的還有與蔣宋關係密切的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既可擔任翻譯，亦可傳達消息。端納並帶去了宋美齡的信，當蔣介石看到夫人的信後，淚如雨下。張學良亦曾下淚，並得知南京方面已決定討伐張楊。蔣認為做法正確。但端納勸蔣接受張楊的要求。同時也知道他們兵諫的動機，並無傷害他的意思。氣氛已見緩和，並答應由新城遷入張的寓所。而張楊又託蔣百里請委員長致函南京方面勿即攻陝，並函何應欽緩攻三日，並帶函去洛陽轉南京。19日張學良明確告訴蔣，政治主張八條只要答應（1）建立聯合政府。（2）聯俄。（3）容共。（4）實行總理遺囑，就可放蔣回去。（有關條件屢次說法不一）。談判繼續展開，一方面在共產國際必須爭取和平解決，另方面，宋氏兄妹及南京主和派的合作，以及委員長手諭暫停進攻三日的條件下，宋子文不顧何應欽等人的反對，以委員長親戚的身份於20日攜郭增愷及秘書等飛往西安（郭增愷原為馮玉祥部屬，後馮權力式微，將郭介紹給楊虎城任參議並被全國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宋子文任命西北陝甘寧經濟專員。1936年一本主張聯共抗日的小冊子“活路”是其主管的軍需處印刷廠印刷，乃被列為共產黨嫌疑人而被關押在南京監獄，宋子文將其保出，同去西安，以便與楊虎城接洽。）而由於宋在任行政院副院長兼任財政部長時並不贊成剿共，同時與張學良交情頗篤。他以這種身份參與調處，有其先天的有利條件。他於到達西安後即與張楊見面。毛澤東也要周恩來設法見宋以第三者的身份提出和平解決。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意見。但宋對張說，他怕南京方面知道對他不利，而在飛返南京後，再於22日與蔣鼎文陪同蔣夫人飛抵西安。見蔣後告以外界各方情況，並力勸蔣先設法出去再說。宋美齡亦告訴張，她本人是主張和平與抗日的。因而委員長終於同意可以對張楊的主張某些讓步。宋的日記公開後，22日晚上我面見委員長徵詢對周恩來想見他意見如何？他說要同蔣夫人一同會見。並說，我必須要求周同意（1）廢除中國蘇維埃政府。（2）取消紅軍名義。（3）階級鬥爭。（4）願意服從委員長的領導。去告訴周，他無時無刻都在思考重組國民黨的需要。X
24日晚10時周恩來到蔣的居所晉見當年黃埔軍校的蔣校長（周當年是政治部主任）兩人已十年未見。故人來訪蔣在12月24日的日記中寫到：一別多年，未免生情。周恩來向蔣介石解釋中共一直力圖避免內戰，希望蔣能保證停止剿共，容共抗日。蔣則表示，只要紅軍停止一切赤化宣傳取消蘇維埃，服從他的指揮，他將視其軍隊如己出。25日上午周恩來再度求見，希望蔣當面允諾以後不剿共。於是兩人再度見面，對話如下：
蔣：爾當知余平生之性格如何。
周：余自然知道蔣先生之革命人格。故並不有所勉強。
蔣：爾既知余為人如此，則爾今日要求余說“以後不剿共”一語，此時余決不能說也。。。。若 爾等以後不再破壞統一，且聽命中央，完全受余指揮，則余不但不進剿，且與其他部隊一 視同仁。
周：紅軍必受蔣先生之指揮，且擁護中央之統一，決不破壞。
周恩來辭出後曾告訴宋子文，他會協助蔣順利離開。24日下午，委員長又接見張楊表示原諒他們，對他們的允諾也都會履行。但卻又生枝節 “如何保證蔣回去後不會反悔呢？”的意見。此起彼落，大有仍繼續扣留的形勢。此事張學良強硬的表示，願意負起事變的責任，如果不服從他的領導，大可開槍打死他，否則就應按照他的意思做。同時，兩宋也提出保證。另方面如拖延到25號以後，怕是會兵戎相見了。在妥善的安排下，委員長在張學良親自護送下，與宋子文、宋美齡同機於1936年12月25日下午4時從西安起飛，前往洛陽。次日轉飛南京。眾所矚目的西安事變落下幃幕。
寄張學良將軍
而立之年承大任 易幟義舉耀史乘
西安劫帥為救國 南京護主示忠誠
是非千秋各自論 功過萬世任君評
白山黑水空餘恨 孤魂檀島伴濤聲
餘波
蔣委員長於1936年12月25日由夫人及宋子文和張學良的陪同下飛至洛陽；次日即飛返南京。中央黨政軍要員齊集機場迎接。在前往官邸路上，百姓夾道歡呼，委員長得到不少安慰。而張學良則下榻於宋子文宅邸。12月31日即由軍事委員會高級軍事法庭審訊，被判刑10年，並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行動失去自由。雖經多次解釋與安慰，且於委員長反家鄉溪口養傷期間，亦曾短期前往相聚，但已不能重回西安則是鐵的事實。而在西安方面東北軍的中下層激進派軍官非常不滿，主張與中央軍決戰。經近一個月的醞釀、協調、談判均無效果。且愈演愈烈，終於爆發了1937年2月2日所謂的二二事變，槍殺了王一哲軍長等多位東北軍高級軍官。而何柱國軍長等多位高級將領因得報躲入楊虎城公館而倖免遇難。東北軍份子本來複雜，經此事變後更是分崩離析。這點可從周恩來於事變發生後很快的向毛澤東的電報中可以看出： 二二事變後，少壯派已經潰亂。槍殺王以哲軍長的特務連連長被剖腹，高福源被槍決，四個團長被扣，一個營長逃走，政訓處跑散，張學良的公館機要人員跑光，機要文件燒毀。105師劉多荃師57軍繆澄流部聯成一氣，向西安興師問罪等等。東北軍已無人領導。2月3日駐蒲城的東北軍101師首先叛變，將楊虎城的民團全部繳械。106師也宣佈效忠南京。凡此種種已證明東北軍已不擊自潰。2月8日中央軍開入西安。3月初東北軍開始東調。不久十七路軍總指揮部被撤銷。楊虎城被迫出國。張學良2月13日被恢復公權，但事實上仍被嚴加管束，不得自由。
親炙 （親身受到熏陶、教益。語見孟子盡心篇。）
（一）西安事變發生時，我是一個在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在那個年代，我們每年都會上街遊行好多次。尤其是被稱為國恥日的五月：五三、五四、五九、五卅等這些國恥日，老師們都會帶我們到街上遊行。人手一個彩色三角旗寫上標語喊著應時的口號，如打倒列強，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以喚起民眾，勿忘國恥。而西安事變發生後，消息很快傳遍全國，一片嘩然，憤慨之情溢於言表。老師們很快就帶我們上街遊行，表示抗議；並高呼打到張、楊，擁護蔣委員長等口號。82年了，記憶猶新。不過那時我們所說的是“蔣委員長西安蒙難”而不是“西安事變”。
（二）1938年我小學畢業後，因為抗戰，附近城市的中學大多被日本轟炸破壞。我失學在家一年。閆翰生先生被河南新蔡縣私立今日中學聘為校長。他是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因作戰受傷退役，和 家父是好友，所以我就隨他一道去讀初中一年級。該校董事長任之勉先生是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時的同盟會會員，思想開明，晚年在家鄉創辦教育。這次請閆翰生先生當校長，另請了閆彩章當教務主任。呂雨蒼為國父老師。以後趙閆衡為教導主任，魏甫田教數學。還有一位吳姓體育老師。我雖然是唯一一位參加老師伙食團的學生，每天和老師們一齊吃三餐飯，但是局外人一點也摸不著頭腦。不久就放假了，我就轉學到本縣縣立中學就讀。事後逐漸的知道大概是趙訓導主任等數位老師是共產黨人。閆教務主任等幾位是國民黨人，水火不容，衝突難免。把這件事提出來似乎與西安事變無關，但稍加回憶西安事變所信誓旦旦的說國共兩黨再度合作，共同抗日的聲音，也僅剛剛落下兩年多。發生這種事情，決不是單一事件，而且所在多有，只是這一事件是我親身經歷的而已。
（三）1985年我第二次返鄉探親旅遊。第一站到北京，和多位親友們共用兩部車，玩了五天。第二站是西安。出發前朋友說：不要擔心，到西安會有人接待你。飛抵西安後，未出閘門就看到有人手舉著一個橫幅紙牌子，上寫：歡迎李中華先生。讓我大吃一驚。出閘門後，他替我拉著小行李上了車。自我介紹說，他是西安僑外辦主任（大名已不記得了）。他自己開車直達人民大厦蘇聯式建築，是當時西安唯一的大飯店。進門後已有多位外國遊客在大廳等候。僑辦主任早已預定了兩個房間。我與內人一間；另一間是由專門從寶雞去北京接我的好友入住。約半個多小時後，僑辦主任說，陝西省人民代表大會主席要來看我們。隨後有兩人走進房間。房間裡只有一張雙人床，和兩個沙發，一個茶几。為首的一位一面握手一面說：歡迎李先生到西安旅遊。目前咱們國家的旅遊設施和美國還有一定的差距，委屈了等等的應酬話。說著兩位都已落坐下來。問道：老先生明天準備到哪些地方去玩？我答說：想去秦俑、華清池等地看看。他說：好。明天我的車子給你用。坐在旁邊另一張沙發上的人說：那你呢？說我再想辦法。李先生你看什麼時候來接你？早上八點會不會太早？不早。好，明天八點來接李先生。這一段對話記憶猶新。他們走後，從寶雞來的那位朋友告訴我說：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西安王”。是當年1936年雙12西安事變前的12月9日，率領大中學校學生去華清池向蔣介石情願的學生領袖何承華。人民政府成立後，他曾擔任西安市委書記兼市長。多年後被名記者劉賓雁的一篇文章揭發，說他過去曾鬥爭了早年暗中接濟共產黨的一位企業家，而從王位上下來，擔任現職。而現有資料知道，當年與何承華一齊赴臨潼請願的尚有田一民，曾任全國政協常委；董學源，曾任陝西省副市長；曹冠群（女），曾任全國婦女書記處書記。論功行賞，有耕耘就有收穫。
（四）感謝西安王何承華先生提供的車子。我們遊歷了華清池，並專門瞻仰了委員長的行館“五間廳”。我沒注意外面的環境，就該廳來講，不但談不上華麗，尤且令人感到簡陋。不管是建築本身和家俱設施皆然。正中一間貼滿了事變當時出版物和畜產品，都是多年以來中共主張的，沒必要再看了。進門的左邊一間是臥室，進門的右邊是一個簡陋的衣櫥。面南的窗下一個很普通的辦公桌，一把普通的椅子。而靠北邊一般應是一面牆，但卻是兩扇窗門，打開著。說蔣介石聽到槍聲後，就是從這個窗子向後面逃走的。 而從室內向後山看，西北方隱約的尚可看到“捉蔣亭”。這個亭是在西安事變後建成的“正氣亭”。人民政府成立後改為“捉蔣亭”。現在又早改成“兵諫亭”了。1985年所看到的“五間廳”仍保持著1936年的原樣。直到現在我仍然不敢相信會是那麼的簡陋。就是在當時皖北落後地區的一個小鎮上的舍下，其家俬似也比較差強些。
（五）2004年我有好幾件事湊在一起才有了海峽兩岸之行。於12月初，首先到台北參加由紐約華人書畫家協會與台灣的中國書法協會，聯合在國父紀念館舉辦的書畫聯展。然後到大陸探親訪友，由台北經香港轉機直飛西安。抵達咸陽機場時已近午夜，入住西安旅社。次晨一早即與朋友一行四人乘越野車直奔黃帝陵。陵區頗廣，柏木森森，確有一番氣象。陵前一柱香，也是我離開家鄉後，第一次下跪，感慨萬千。繼續北上，趕到延安時已是萬家燈火。入住當時當地唯一的一家五星級旅館。次晨又是一大早登上了延安勝景寶塔山，舉目四望，延安城盡收眼底，攝影留念。繼續參觀了許多革命根據地的設施，大禮堂，棗園等多個現在已記不得名稱的紀念場所。處處顯示當年的篳路藍縷創業維艱的困境。而多位領導人的窯洞，形式大同小異；以朱德的最大，其次是毛澤東的和周恩來的，都是坐北朝南，一連五間。而毛澤東山上的一處（另有一個在山下）有五間半，最左邊半間是當年李納的產房。而最右邊有一道高牆，因為後面是無線電機房。柴油發電（江青）聲音太大，吵得毛主席不能睡覺。所以加了一道隔音牆。這次“革命根據地”之行，也在周恩來窯洞前留下了一張紀念照。而西安事變周恩來是要角之一。他和張學良的第一次延安會談，一般都認為是1936年的4月9日。而據我所保有的當時駐延安的東北軍王理寰團長的親手所寫的資料顯示，應是4月8日晚。他奉張副總司令之命出城把周恩來、李克農等接進延安城內的喬兒溝天主教堂，並擔任守衛。城裡8里以內是東北軍勢力，8里以外是共軍勢力。周恩來等在8里以外等候。張、周單獨在一個小房間裡會談了6個小時。散會時已經是4月9日清晨了。這是到目前為止我所接觸到的第一手資料，應是千真萬確，不容置疑。為了晚上趕到西安，我們走馬看花的結束了延安之行。中午趕到甘泉午餐。它是延安以南的第一個縣城，已不具規模。我看到一家銀行，進去準備換一些人民幣應用。而同行的朋友們忙來制止說，我們已講好了，你到西安來不讓你花一角錢。不過，我已走到窗口前，還是換了一百元美金的人民幣。這些錢直到我離開而按時的好多天之內真的一角錢也沒用出。最後在咸陽機場免稅店恰好買了一瓶五糧液，到香港送人了。甘泉雖是個小城，但在西安事變時卻小有名氣。因為中共中央第一次對東北軍施行統戰，就是從此地開始。他們利用被俘的東北軍團長高福源進入該城勸降。而後迅即有李克農到洛川與王一哲軍長會面。並意外地張學良也參加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發生了西安事變。而西安事變周恩來是於何時從何地搭乘何種交通工具，由何人陪同於何時到達西安的，說法各異，而且多一語帶過，從洛川飛去的，從延安飛去的等等。其實當時的延安為東北軍駐守。中共中央是在保安，在延安西邊約近百公里。還有一說：毛澤東於12月12日事變發生後，即希望周恩來能去共商大計。以後並請派機到延安去接。並另有說17日張學良劉鼎搭他的飛機去把周恩來等二十多人從延安接到西安等等。眾說紛紜，而最具體的是把二十多人一次接到西安。問題是張學良的私人飛機應是輕型，容納五六個人應該可以。他不會需要一架運輸機或民航機，此點頗不合理。而本人在一次與相交70年，現年98歲的老朋友通話時，得知當年西安事變後，是張學良派他的尊翁王理寰團長護送周恩來去西安的。此言應屬可靠。但也有問題，因為從延安到西安騎馬需要5天。17日周恩來到達西安是事實。難道事變剛發生周恩來就動身了嗎？不是。也有問題。再次的求證之後，得到一篇多年前：“回憶我的祖父—東北軍抗日將領王理寰”的文章，其中有：4月8日夜，張學良到延安喬兒溝天主教堂與周恩來、李克農會談。祖父曾任接應，護送周恩來的任務，並負責守衛之責。聽祖父說，20年後：1956年萬隆會議之前，在中共中央召開的西安雙十二的紀念會上，周總理與祖父握手時還親切的說：“甘泉路上你受累了。”為此祖父多次對周總理驚人的記憶力及誠懇待人表示欽佩。這一段話證明王團長送周總理應是事實。而為什麼不從延安就坐飛機？答案應是“天氣”，飛機不能起降，且不知何時放晴。為求穩妥，先騎馬上路，兩天趕到洛川。如天氣許可，就從洛川搭飛機，否則繼續騎馬，再兩天可以趕到西安。結果得以從洛川搭機。17日到西安，這應是較合理的答案。
（六）人的個性大致可分為外向型和內向型。外向型者活潑愛出風頭如張學良者是。內向型者則較保守，作事低調，如王理寰將軍者是。幾十年來我涉獵的有關西安事變的文字也不算太少。但從未見到王理寰將軍的名字，因為他作事低調，不願出風頭，且不願接受記者訪問。非僅此也，又有誰知道他於1935年7月17日任684團第三營營長時，在長城抗日戰爭中因功獲頒青天白日勳章，那是中華民國最高榮譽獎章。那是在西安事變一年半以前的事了。李克農和王以哲、張學良第一次會談，他是洛川的駐軍首長，而周、張的延安會談他又是延安的駐軍首長。而七七事變發生後守黃河鐵橋負重傷，左眼被打瞎了。在抗戰期間他共受了六次傷。後來並擔任遠征軍師長，曾和孫立人將軍會師八莫。收復騰沖他帥軍打了49天。這些雖都是以後的事了，他從來沒有張揚過，因為我和他現年98歲的哲嗣是老友，偶爾電話中聊天時才知道的。王將軍享壽91歲，葬八寶山公墓。我這位已98歲高齡的老友，仍耳聰目明，頭腦清晰，活的起勁的很，看看能否破彭祖的記錄。
（七）哥倫比亞大學東西研究所韋慕庭教授和夏蓮蔭女士長期合作，從事口述歷史工作。現藏於哥大珍本和手稿圖書館有關陳立夫口述歷史的英文打字稿已被發現。其中有關西安事變部分，陳立夫對夏蓮蔭女士說：張學良為自卑情結所苦。雖然蔣先生原諒他丟掉東北，人們仍然稱他為“不抵抗將軍”。他需要顯示他是抗日的，而蔣是不抗日的，他需要換換“帽子”，將自己不抵抗的帽子戴到蔣先生頭上。他想在東北丟掉面子在西北找回來等等。把西安的情勢分析了很多。接著也談到蔣先生回到南京的一些情形： 我隨許多官員到機場迎接，且跟隨他到他的住所。蔣先生背傷未癒，躺在床上。他要我進去看他。我最關心的是周恩來在西安事變中的態度。第一件事便是問：周恩來的態度如何？蔣先生說，不壞，不壞。我感到很大的寬慰。然後我建議中央軍各部繼續全面西進，奪取延安，一舉消滅共產黨—你瞧我將最高機密都告訴你了。我對蔣先生說：共產黨是虛弱的，不真誠的，你必須走在前面，令何應欽全面西進，向延安進軍，碾碎共產黨人。按照我對形勢的估計，我們應該立即進攻延安，並且奪取過來。鮑格莫洛夫 （當時蘇聯駐華大使）已經建議說，蘇聯將不會反對。當然蘇聯的政策後來改變了。但是那時我們有消滅共產黨的機會。不過我的建議沒被接受，蔣先生不說“是”，也不說“不”。當然蔣先生健康不佳，他太慈善了。他相當熟悉中國文化。由於周恩來在西安事變中的態度，使他感到共產黨真心實意的要抗日，否則為什麼不用事變的機會傷害他呢？他想到人對我好，我不能傷害他們。當然這種說法把問題太單純話了，並不易為大眾所接受。不過，我也可以舉出一些事例提供參考：
（1）日本為阻撓蔣委員長所領導的北伐軍，於1928年5月3日，發生了濟南慘案，將國人蔡公時等十餘人割去耳鼻後全部殺害，委員長認為是一生的恥辱，曾在日記中寫到：“濟南七日之恥辱慘痛，甚於揚州十日也。”自那日起於每天的日記開始必然寫下“雪恥”二字，數十年不變。也就從此開始他認為中日必有一戰，並下定決心，整軍經武，建設中國，誓雪國恥。在國防建設方面聘請了曾任德國陸軍總司令，被譽為“德意志國防軍之父”的塞克特為國民政府陸軍總顧問，於1934年5月來到中國，協助政府奠定了國軍現代化的基礎—建立機械化教導總隊，建樹良多。後因健康關係離華，推薦他的副手法肯豪森將軍繼任。 他曾任德國駐日本大使館武官及德國軍校校長。在華期間協助委員長與中國軍事戰略家蔣百里先生等制定了抗日戰爭的戰略計劃，並計劃在6年內訓練60個步兵師。但剛訓練了20個師抗日戰爭就爆發，而且因為德、意、日三國軸心聯盟成立，他被迫離開中國。後在歐洲戰場上德軍席捲歐洲時法肯豪森被任命為戰犯審理。而由於他在任期間曾受一位中國移民比利時的女士的關說（已記不起她的名字了。她的一位親戚是法肯豪森當年在中國時一位軍事將領好友。她曾為一些反德份子求情被法外施恩所輕判，或釋放。所以這些人均為法肯豪森作證而獲得輕判。以後法肯豪森住在德國南部鄉下過著隱居生活。蔣老總統也退到台灣，得悉後特派專人美金三萬元前往慰問。我扯了這一大套目的就是說“蔣先生是仁慈而念舊的。”
（2）1990年代初，我第三次到合肥探訪，在一位高中時的廖姓女同學府上打擾過幾餐。她先生是上海交大晚江澤民一期的電機系畢業，是安徽蕪湖電廠的總工程師。廖同學告訴我她的尊翁廖運洲是國軍師長，是地下黨歸周總理直接指揮。兗州解放戰爭時，父親要起義，周總理說等時機。淮海戰役時他奉命相機起義，他是黃維兵團歸黃維指揮。在戰事無可挽回時蔣介石準備派飛機去把他的愛將黃維接出來這是2018年初香港鳳凰電視台播出淮海戰役時主持人說的，他還說蔣介石是仁慈念舊的。但迅即失聯。黃維被俘他萬想不到剛剛在作戰指揮所與廖運洲師長商討好作戰計劃，一出門就不俘了。這是廖同學親口告訴我的。她要把廖師長的回憶錄送我一本，我沒拿。後來我包了一部計程車和包括廖同學在內的三位原高中女同學去杭州玩了三天。她們原車回合肥，我搭大車去上海，繼續行程。蔣先生仁慈念舊這也是一例。
（3）山西閻錫山，近十年來倒蔣，反蔣，不知道多少次。最後閻先生也到了台灣卜居陽明山，閉門著述。蔣老總統也曾親往探問。蔣先生仁慈念舊也是一例。類此情形頗多，不再贅述了。
返思
張學良是民族主義者，有報國救民之大志，講義氣是個漢子。他出生於1901年，是被稱為東北王的張作霖大帥的嫡長子。大帥雖是響馬出身，因頗具統御天賦，在那個動亂時代打下一片天地殊非易易。但東北地區環境十分複雜，日、俄兩大帝國的勢力，此消彼長。日俄戰爭就是在這一片土地上進行的。當時俄國戰敗，退出南滿。而日本勢力步步進逼，甚至以熱察綏內蒙為目標。張大帥周旋其間，雖倒向日本，仍被認為是陽奉陰違。乃於1928年由東北回瀋陽途經皇姑屯被炸得車毀人亡。張學良而立之年繼承大任。內有父輩權臣的濫權，外有日俄兩大勢力的壓迫，要保有國家的尊嚴和人民的福祉，較之老帥時期尤為困難。而東北易幟青天白日國旗也飄揚在東三省，普國歡騰，中國統一，光耀史冊。不久後又剪除了楊宇霆常蔭槐內患，聲望日隆。不意1931年918事變，日軍迅速佔領北大營，東北軍奉張學良之令，未加抵抗即撤往關內。這時全國的矛頭多指向蔣委員長，罵他是賣國賊、漢奸，蔣也默默承受。而接著熱河棄守，全國的矛頭開始指向張學良。壓力下張乃辭職下野，並出國考察9個月。返國後被任命為武漢剿匪副總司令。共軍流竄到陝北之後，又被任命為西北剿匪副總司令（蔣兼總司令）負責剿匪。日後就發生了西安事變，被判刑十年，管束了大半生。1995年恢復了自由後，離開台灣，僑居美國新澤西州，後移居夏威夷，於2001年去世，享壽100歲，葬於斯地。
綜上種種我們可以知道，他本來是前程似錦，未可限量。縱在918之後他仍有發揮的餘地。之所以落到最後的結局， 實由擔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以後，思想有了改變，逐漸受到共產黨的統戰影響，而且愈陷愈深，無力自拔。最後騎虎難下而發生了西安事變。何以致之？我們應就事論事，亦可就事論人，但不可就人論事。蔣委員長說他，“衝動；小事聰明，大事糊塗，把握不堅，心志不定。”可說句句中肯。這些應是他先天的秉賦，和後天的環境使然。殺常、楊，固然可解釋為除惡立威，又何嘗不可說是衝動呢？日本進攻北大營是何等大事，而當時的東北乃中華民國的東三省；行政上，有行政院，軍事上，有軍事委員會，都不請示，自己下令不抵抗，如何解釋？衝動、越權。第一次中共派李克農赴洛川會談，僅希望能見到王一哲軍長。結果意外的卻親自參加了。衝動，無謀，並衝動的急約周恩來作延安會談。與委員長兩度激烈的爭辯，雖說兩怒必有溢惡之言，但部屬對長官則屬衝動犯上。而西安事變則尤屬衝動之舉。劫持委員長是衝動，而親送委員長回南京又何嘗不是衝動呢？看到談判的對象是國共兩黨，自己卻被晾在一邊，我燒好了飯你們來享用，心裡難以平衡—衝動。好漢作事好漢當，要殺要刮我任啦。我劫持了委員長也護送他回去，講義氣是條漢子。
西安事變不但是中華民國的一件大事，攸關國共兩黨勢力的消長。而且也是日蘇兩大帝國博弈的場所，因而綱一發生，共產國際迅即作出反應說，在張學良身邊及其軍中有日本間諜，利用張的野心製造出來的。他們希望除掉蔣介石，佔領中國。因為只有蔣介石才能領導中國抗日，張學良不行。你們的反蔣除蔣是錯誤的。應該保護蔣的安全，並迅速送她回南京。這對中共中央無異是當頭棒喝，澆了一盆冷水。他們本來是興高采烈的捉到了蔣介石，要嚴加管教，要人民公審，必要時斷然處之。而在接到共產國際指示後，不得不改弦更張，以及要中共中央在西安事變中以第三者的姿態出現等等，都一直在操縱著，所以說西安事變是日俄的角力，張楊是被蘇聯共產國際打敗的。
西安事變除了張楊兩位主角之外， 毛澤東，張聞天，和周恩來以及端納和宋子文等。張聞天是當時中共中央黨的負責人，有相當的發言權。如張學良申請加入共產黨，報請共產國際核示的電報信函都是他負責的等等。而毛澤東除了是政治局常委之外，更是與彭德懷負責軍事方面的事。他有宏觀的看法，但那是局限於國內方面，而且也必須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行事。而周恩來不愧是外交長才，談判高手。他對西安事變著力很多，收穫也大。曾兩次面見委員長，稱蔣為校長，因當年在黃埔軍校時，蔣為校長，周是政治部主任。見面時言辭頗為恭謹。所以蔣雖在西安半月記中未提及，但在日記中則有“多年不見，不覺生情”的記載。而在回到南京後，在臥室召見陳立夫時，陳非常關心周的態度時，委員長連說不壞，不壞。因而陳也判斷對蔣以後處理共產黨的方法上會有些作用的。端納是英籍澳大利亞人，原是張學良的顧問，後來作了蔣氏夫婦的顧問。西安事變時人恰在上海，宋美齡就請他攜黃仁霖去西安試探也發生了一些作用。而宋子文所起的作用，在其私人檔案未公開前，鮮為人知。看到他的日記後，才知道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原在廣州處理兩廣事件。剛結束本準備回海南島祭祖（他是海南人），族人也都準備妥當了，忽然發生西安事變，他急飛南京，以委員長內兄的私人身份飛往西安，參予其事。因為他與張學良相處頗篤，且亦為共產黨所樂見。多日來參與談判，樽俎折中，對事變之最後得以解決，貢獻頗大。而張學良僅承認發動西安事變有違犯紀律不敬之大罪，而對發動事變本身並不後悔。是否如此，我們從他的其他言行中去瞭解。他在1956年的回憶錄中說，“想報國，反誤國，想救民，反害民。”這是反省已往的所作所為，這不是後悔是什麼？再，他的自況聯，“兩字聽人呼不肖，半生誤我是聰明。”這不也是後悔嗎？再，朝思暮想的白山黑水東北家鄉，為什麼在獲得自由之後，還不願回去看看呢? 更何況毛澤東曾說過，“把我們從監獄中解放出來”的大恩人，他們在張開雙臂熱烈的歡迎著仍不願回去呢？ 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的許多措施，如土改，勞改，三反，五反，反右，三面紅旗，三年自然災害，以及文化大革命等，感到失望呢？愧疚呢？生前不願回去，且在往生之後也選擇長眠異域，令人難以理解。假如，張少帥能活到現在，看到祖國早已超英趕美，軍事上已是次強，經濟上正坐二望一；而一帶一路火紅的發展，21世紀即將是中國人的世紀的情形，又將作何感想？作何決定？這是廢話，且等哥倫比亞大學張少帥的檔案公開後，可能會有答案。不過也可以從蔣老總統逝世時他送的一幅輓聯中看出一點端倪。聯曰，“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如仇讎。”這賬真不好算。或者在上帝面前說個明白。但少帥又說他亦不信基督教。這可難了。他也曾說過，“假如我是蔣介石，我一定把我槍斃了。”你看，這賬可真無法算了，算了吧，不算了。
918事變時東北軍不加抵抗被問到時，答以軍事力量相差太大，抵抗是白白犧牲。而在1936年6月22日於西安王曲東北軍軍官訓練營致辭時發表了抗日演講，大談“中華民族之生死存亡關頭已經到了，抗戰是中華民族唯一的出路。抗日是東北軍最大的使命。寧肯鬥爭而死，決不束手待斃”等等。現在的東北軍的戰力，較當年提補了多少？沒有。只不過是中了統戰的邪而已。
張學良在下野後遊歐的9個月期間，一直千方百計的想去莫斯科，希望能見到斯大林。日俄是世仇，他和日本也是世仇，應該可以聯合抗日，但一直得不到簽證，非常失望。他向中共示好，又申請加入共產黨，以為可以扭轉共產黨對他的看法，所以中共中央的負責人張開天在呈報他申請入黨時，特別為他說了許多好話，但仍然無效。因為共產國際對像他這樣的人根本否定。他父親張作霖當年不顧國際法搜查蘇俄駐北京大使館，抄收許多秘密文件，逮捕躲在該館裡的共黨份子李大釗等，並加以殺害。該李大釗是共黨知名人士，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長，毛澤東得以入北大圖書館工作就是他任用的。而且日俄在東北角力時，他倒向日本。當張學良掌權後他曾和蘇俄在漠河等地交戰。這些事可能張學良認為是小事，只有他和蘇俄都是日本的大敵才是大事。而其實在中共中央對他的統戰間，有些共產國際對他的批評，否定，都沒有告訴他而已，而他卻一直蒙在鼓裡。
西安事變除了上述多位人士之外，最重要的當然是第一主角蔣委員長了。蔣先生自參予國事以來，追隨國父中山先生黃埔建軍，領導北伐，統一全國。其豐功偉績在中華民族史上必然佔有重要的一頁，是不容而且無法抹煞的。但金無赤足，人無完人，我們亦可以春秋之筆就事論述：蔣先生對所有的軍隊是有嫡庶之分，當然這是時代使然。而且是與各軍閥均擁有自己的部隊互為因果的。如果他沒有自己的嫡系武力，就無法剷除反革命勢力。北伐是剷除北方割據勢力；雖屬內政，尚且遭到日本帝國的橫加干涉，發生了五卅慘案。北伐成功之後，全國名義上統一了，而實際上許多地方軍閥出現，名為服從中央，，實則中央政令難以推行。如雲南雲龍，川康劉湘、劉文輝，廣西李宗仁、白崇禧，廣東陳濟棠、張發奎，福建陳銘樞，山東韓復渠，山西閻錫山，東北張作霖，河北宋哲元，察綏傅作義，新疆盛世才，寧青馬鴻逵、馬步芳等等。實際上中央政令可以達到的僅有江、浙、豫、鄂、皖、贛等省。而江西南部尚有一個蘇維埃政府。這就是1930年的中華民國。但中央政府仍勵精圖治，創造出為人所稱道的黃金十年。筆者那時已經在讀小學了，親眼目睹，各項建設，可以用突飛猛進來形容。僅就經濟一項來說：1939年我讀初一，特殊的加入老師們的伙食團，每月3元伙食費。而當時的大學教授月薪多在300元以上，較有名氣者400元。而陳寅格教授則月支420元。但到抗戰末期，據數年前鳳凰電視台播出的目前仍生活在大陸的當年在西南聯大畢業的校友們的回憶說：據推算，當時在昆明的聯大教授們的月薪，其幣值相當於當年在北平時的8元。也就是50分之1. 苦，真苦。梅貽琦校長的夫人在家做好了點心拿到街上去賣，賺得蠅頭小利補貼家用。而另一方面，政府在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的大力爭取下，早就發放助學貸金，凡是從淪陷區逃到後方的學生都可以領受，以繼續學業。在下也曾享受過這項貸款。名之曰“貸”實際上就是“給”。儘管如此，左派學生們自己享受著貸金，還不斷的“反飢餓”。這就是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時的情形。打仗就是打鈔票，就在這種種艱困的情況下，蔣委員長以鋼鐵般的意志率領全國軍民奮戰到底，最後並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來號召全國青年投入戰場，終於得到最後勝利，躋身世界四強之一。享有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並擁有否決權之一的國家。現在說他對全國軍隊有嫡庶之分似太苛責。
有一條鮮為人知的消息是夏蓮蔭對陳立夫作錄音訪問時告訴陳說，蘇聯命令中共釋放蔣介石的原因之一是根據一條新聞，希特勒在德國南部巴伐利亞省派出一架飛機去接汪精衛。他擔心中國的形勢憂慮在張學良和共產黨人形成聯盟。他希望汪精衛能利用頭班船回國。蘇聯害怕汪精衛重新掌權。中國將接近德國將對蘇聯不利。西安事變雖是中國國內的事情，卻引起德義日蘇等國際列強的角力，張少帥畢竟太年輕了。無異是雞蛋裡面挑骨頭，請問中國何時軍隊國家化了？抗戰期間國共合作了，但八路軍，新四軍領國民政府的軍餉與補給，也從來不接受政府的指揮。鄧小平交卸一切責任仍保有“軍委會主委”頭銜。江澤民也是。槍桿子出政權麼。而獨責蔣介石就有失公允了。而現成的例子：“奉命剿匪卻聯匪兵諫。”其他就不必解釋了。
在下風燭之年精力不濟，記憶衰退，倉促為文，提筆忘字，詞不達意，詩無平仄，敢於為文者，亟欲將數十年來對西安事變所知之一鱗半爪與大家分享耳。最後我們總結一下西安事變後的情形，對中共來說：毛澤東曾說，“西安事變把我們從監獄裡解放出來。”試看莫斯科保存的一份相當詳細的中共1936年8月的一份報告: 簡要的歸納一下。在他們所佔領的東西長約1200餘里，南北約600里，總人口不過40餘萬。農產除小米外，麥及雜糧均缺，不能供大軍久住。商業蕭條，且必須現洋或白票交易。兵力總共約21000人。正規紅軍之武器步槍約及人數之半，地方部隊僅約五分之二，總共約一萬支以上。重機槍100餘挺，輕機槍250餘挺，迫擊砲16門，子彈一般缺乏，正規軍不及40發，地方部隊不及20發。這是西安事變前約4個月時的報告，可見一般。毛澤東可算是肺腑之言。而在張學良方面簡單地說，一著錯滿盤輸，輸掉了幾十萬東北軍，輸掉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只剩下與趙四小姐的二人世界，被限制在固定的小圈子裡過日子。唉！衝動不得！
李中華敬撰 2018-6-12 年方93歲。（本文曾參考楊天石，楊奎松，過岱君等作家之大作，統此致謝。）
美南書畫藝術學會會長/教職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