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統計，現今華人人口占世界第一位。中國大陸二00七年公佈的數字是十四億零六百多萬，臺灣是兩千三百多萬，世界各地華僑、華裔估計約五千萬，所有這些人，都是說華語的。也就是說，全球有四分之一的人使用中文。說中國、中華民族是語言大國、語言大族，不是誇張之詞。
中文又稱漢語，從初民結繩記事起，少說也有六千年的歷史。通常，一種文字年代久了，就會趨於老化甚至死亡，只有中文，可以與時俱進，歷久彌新，它就像一棵神木，老幹加新枝，永遠保持強壯的生命力。中文有精密完整的構成體系，經過悠久時間的演化始告完成，它彈性大，韌力強，可以大破大立，經得起任何新生事物與社會變遷的挑戰。
單就文學上來說，中國先秦的詩經、楚辭。兩漢的賦和樂府的民歌，魏晉南北朝的詩和駢文，隋唐五代的詩和民間的歌賦，宋代的詩詞，遼金元的雜劇和散曲，明清的詩和傳奇，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白話文學，一路發展下來，早已把中文鍛冶成表述力、形象性最強的美文，而每一個時段，都對我們的民族語言產生了更新和提高的作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臺灣，文學傾向西化，中文以中流砥柱之姿，與歐美各國的語言交鋒，經過了一番碰撞，在「取」和「與」、「迎」和「拒」之間作了最正確的選擇，充分證明中文這世界語種的老前輩，一點也不古板、僵化，它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吸納任何新的內容。當年「現代主義」新銳作家主張語言創新，實踐經驗證明，中文的延展性完全可以因應此一變化；任你拉長、壓扁、扭斷、打碎，但一經重組，就可以創造出新的可能，煥發出新的光輝。如此靈敏活潑的語言機能，最適合文學的表達，世界上大概只有法文才能跟它媲美。我們發展華文文學最重要的依仗，非漢語莫屬。
一般人的印象，認為中文難學，其實並非如此。中文有屬於自己的邏輯系統，但並不古奧，它肌理明朗，親切而家常，絲毫沒有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初學者只要找到其中的訣竅，就可以循序漸進，登堂入室，領略箇中三昧。也有人說，中文不重視文法，是一種粗糙的語言，其實這是錯誤的印象，中國是世界古典語言學三大發軔國之一，另外兩個國家是古希臘和古印度。不過我們的語言學是另一類的、獨特的，著名語言學家張至恭研究發現，漢語屬非形態語言，形態變化上的限制極少，表面上似乎不特別強調文法，但卻是一種「無法勝有法」之法，使人在自然的學習中領悟出表述的奧祕。
中文的另一特點，是歷代累積的成語成句特別豐厚，形成所謂的 「名言」，供後學者採擷，懂得活學活用的人，只要把古人名言重新鑄造，就可以生發出新意。寫作者尊敬這個規範，熟悉這套名言的語彙，寫文章就不愁技術上的出格犯規。
文化符碼的概念，是中國古典詩詞研究者們常常強調的。他們發現，詩詞中的語彙每每超出文字表面意義而另有指涉，一個詞彙就是一個符碼。譬如說「終南捷徑」，並非指在長安大雁塔上可以遙見的終南上下的那條小路，而是別有象徵；唐代文人每每對自己的人生規劃舉棋不定，究竟是隱居好還是出仕好，所有的矛盾掙扎，都在「終南」這個字眼上打轉，這就是所謂文化符碼。
中文與世界其他語文最大的不同點，是中文是帶思想的文字，帶感情的文字，學習它的人，不可能是不黏鍋，任何人只要熟稔了它，進入它的世界，就不可能僅僅將之視作純粹的工具來使用，一定會同時感染到語字背後的歷史、哲學、倫理、文學意象等等的象徵，在潛移默化中，自然而然地，涵泳在中國文化宏大的氛圍中，令外邦人著迷、沉醉，有時使人懷疑學習者是不是忘了當初研習中文的目的，簡直在進行「精神移民」了。君不見很多漢學家比中國人還中國人，從語言貫穿到思想，從思想貫穿到生活，徹底「漢化」，如果再娶個中國太太，最後連穿章打扮、舉手投足都是「老中」的樣子了。在北京、臺北已經有外國人以字正腔圓的京片子來說相聲、數來寶，用流利的中文寫文章。我們夢想中的「世界最大文壇－華語文壇」，將來要加上他們的身影了。
我不知道別的國家的文字有沒有如此大的魅力，如此具有「侵略性」。當然，當年的上海十里洋場，也有人學了幾句「番話」就變成假洋鬼子的，但更多的中國知識份子，都能以相看兩不厭的心態面對西方文化，並且從外文的學習中，體會到中文在世界眾多語文中占有怎樣的獨特位置，從而更寶愛自己的母語。在我交往的朋友中有兩位大師級的作家，文壇前輩梁實秋和詩人盧飛白（筆名李經），他們「走向西方又回歸東方」的心路歷程，令我敬佩。梁先生是散文大家，學貫中西，他是翻譯莎士比亞、撰寫英國文學史，編纂英文大字典的人，但除了有絕對的必要，他從不說英語，與他交往那麼多年，沒聽他說過半句英語；憶起梁老，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他那襲穿舊了的中國長衫。李經與我相識於美國愛荷華大學，兩人一見如故，徹夜論詩，不知東方之既白。他的英文造詣，好到可以到倫敦造訪大詩人T.S.艾略特，他著名的那首詩〈倫敦市上訪艾略特〉，寫的就是與艾氏見面對談的感受。李經的學問和詩創作雖然如此「高蹈」，但生活簡樸，像個農夫，我向朋友介紹他，說他旅美幾十年，任何時候就像昨天剛從杭州來的一樣。從人格深處散發出來的芬芳，應該才是我們想像的「大文壇」的作家風範。
二00六年九月，廣東韶關舉行「山海相約」詩歌活動，我因事不克與會，寫了一段祝詞，發在大會編的特刊上。我說：「華文文壇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壇，在兩岸三地、兩岸多地、多岸多地一家親一盤棋的概念下。讓我們為漢語詩歌描繪新的藍圖，締造一個輝煌的文學盛世。我期望那集納百川、融合萬匯的大行動之出現！」我發飆的這段話，並非故作壮言慷慨，而是在非常激動的情形下有感而發。去國十餘載，心中一直埋藏著這樣的想望：使華文文壇成為世界的大文壇，不管這樣的想法成不成熟，也不怕別人笑我淺陋，把它勇敢地說出來吧。經過兩三年的沉思，我堅信這夢想有一天會變成理想，概念沒有問題，以我們的人口（當然更重要的是文學寫作人口），以及漢字傳播的普遍，加上我們在國際文壇上的熱烈參與，我們有足夠的條件，建立一個世界文學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漢語大文壇。
語文是思想居住的屋宇，高屋建瓴，睥睨四鄰總難免給人以張狂的聯想，但為我們自己營造一間大屋子遮風蔽雨，絕對是必要的。杜甫詩「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我們有杜工部同樣的心情，同樣的盼望！在這個超大號的精神大屋頂下，我們可以展開很多工作：編刊物，辦出版，開大會，組織各種基金會照顧作家生活，更要創設一個像諾貝爾文學獎那樣國際性的文學獎，奬勵全世界的優秀作家，不讓那位發明炸藥的瑞典老頭專美於前。得中國諾奬者或許是位外邦人，但總歸也是「寒士」，也要讓他盡「歡顏」！
或者有人擔心，世界各地有那麼多寫作團體，擠在一個大屋子裡，大家處得來嗎？我認為這是不必擔心的。世界上的族群數猶太人最團結。團結的原因，主要是靠猶太教會的整合。咱們的國家沒有國教，如以文化的方式促進團結，絕對可以達到同樣的功效。目前各地作家儘管生活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但提到孔子孟子，李白杜甫，誰也不會有異議。一言以蔽之，文學（文化）是我們共同的標準，也是唯一的標準。只要諸「岸」的領導人不亂加干涉就好了。
有人認為，世界上使用最多、傳佈最廣的語文不只中文，英文（印度、澳洲、紐西蘭等）、西班牙文（中南美洲諸國）、法文（非洲的一些國家），也同樣是大語文的幅員範圍，如果把那些語言相同的國家加在一起，他們豈不也可以躋身世界的「最大」？我想這些國家語言環境跟我們是完全不同的。試將我們要組織世界最大文壇的條件加以歸納，可以舉出下列四點：一、人口眾多，二、語言優秀，三、情份交感，四、文化共融。這四大條件我們一樣都不缺，而英文、西班牙文和法文卻不具備。我們是王道，西方是霸道，根本上是兩碼子事。以別國語言為官方語言的國家，有些是自己的國家族群太多，語言文字無法統一，不得已而借用外邦語言，以別人的喉嚨發自己的聲音。更多的國家是因為殖民的結果，殖民國以侵略的手段進行語言殖民，被殖民國心不甘情不願地屈從了語言的現實。可以肯定的是，印度人說英文，拉丁美洲各國的人說西班牙文，非洲一些國家說法文，只不過是把它當作純工具使用而已，工具是沒有色彩的，沒有立場的，似乎人人可以得而用之。泰戈爾用自己的母語寫作，也曾用英文表達，聶魯達和博爾赫斯也向西班牙語文借過火，但他們所彰顯的卻是自己民族的心魂。
華文文壇──世界最大文壇的建構，工程浩大，要把各種條件集中起來才可以畢其功。其實我們還有別的仗持，追溯以往，我們發現，早期中國留學生留學日本、歐陸的年代，華文文壇的奠基工作就已經開始了，當時是無意識的，不自覺的，如今把那些先驅者的文學活動連成一個整體來觀察，就有深刻的意義了。
先說日本。日本由於明治維新的成功，吸引了中國青年的目光，留學東瀛成為當年的潮流。魯迅去的最早，一九0二年就東渡了。周作人一九0六年前往，一生迷上了日本。一九0六年李叔同（弘一法師）、歐陽予倩等人在東京創立《春柳社》，演出《茶花女》等新劇，開中國話劇運動之先河。一九一四年，郭沬若、郁達夫、張資平、田漢籌組的《創造社》成立於東京，該社成員回國後，對五四新文學運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此日本的華人作家形成文化氣候。這種情形一直到抗戰開始才停頓下來。
美國方面，胡適一九一零年赴美，創辦《留學生季刊》，並試寫新詩，出版《嘗試集》，接著陳衡哲、聞一多、梁實秋，加上「五大臣出洋」（康白情、汪敬熙、羅家倫等），也形成了一種聲勢，而白話文學的提倡，使胡適成了整個新文化運動的領頭雁。 歐陸各國，一九一九年間有「勤工儉學」的留學生赴歐，李金髮、林風眠、王光祈在先，徐志摩、袁昌英、梁宗岱、朱光潛稍後，以巴黎為活動塲域，這些人中有作家也有畫家、雕刻家，中國美術家留歐的傳統由此開始。 東南亞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東南亞各國的星華（新加坡）、馬華（馬來西亞）、菲華（菲律賓）、印華（印尼）、泰華（泰國）、越華（越南）文壇如雨後春筍相繼誕生，由於此一地區距祖國較近，與大陸文藝界淵源深厚，生活在本土的作家也有很多遠赴南洋，或創辦報紙，或主辦刊物，如郁達夫、胡愈之在新加坡，巴人（王任叔）在印尼，都留下了可觀的文學業績，影響深遠。這種互通聲氣的雙向交流，使海外文壇與本土文壇形神相通，創造了同其血緣卻各具風格的文學風貌，而海外華文文學的特殊情調與異國風味，也豐富了中國原鄉文學的內涵。這幾年由於大馬青年作家群在臺灣旋風式的出現，使兩地文壇的互動更為頻繁，有些馬華作家往返於臺馬之間，同時參與兩個文壇的文學建設，成為「世界華人文學一盤棋」的最佳樣板。 近三十年來的美加華文文壇相當蓬勃。五、六十年代，臺灣掀起留學熱，「留學生文學」應運而生，主要的活動塲域在美國的舊金山、紐約和洛杉磯這三個華人最多的城市，普遍設有文學社團，也有文藝刊物的創辦，蔚然形成洋溢青春氣息的文風。報紙副刊方面，作家的發表園地多集中在《世界日報》、《明報》和《星島日報》。《世界日報》社長馬克任，辦報之外也主導美國華文文學活動，建樹甚多。加拿大華文寫作活動較美國為遲,近二十年成立的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溫哥華）、加拿大華人作家協會（多倫多）、加拿大中國筆會（加東地區）以及詩人洛夫組織的《漂木藝術家協會》活動很積極。他們在深化華文文學主題思想方面新猷甚多，近年更特別重視與其他地區的華人社團的橫向連繫，邀請聶華苓、劉再復、葉嘉瑩、洛夫、瘂弦、王健擔任這些社團的顧問，把文藝活動提升到文藝運動的層次，影響自是不同。
以上的簡述，旨在說明世界華文文學已有近百年的發展歷史，顯然，事實的存在先於理論的提出，建立世界最大文壇的倡議，雖屬隱形宣言，但先驅者們的開拓之功不可或忘。 老子認為，任何人與事，若是分裂就會崩解，存在著重整合。老子曰：「昔之德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西哲也有共相殊相，大我小我，大宇宙小宇宙的概念。共相是一般，殊相是各別；大宇宙（大我）是世界，小宇宙（小我）是個人；大我小我得到統一，變成一個大意志，才是一個民族，一個大民族，一個大民族如中華民族者應有的作為。建構大文壇，與其說是為了自己，不如說是為了世界。它代表華文文學的邁入了成熟，有了文化擔當，如此才可以激動潮流，引領時代。 老子所說的「一」與西方哲學家說的「大意志」同理，但並非一般所說的定於一尊，對文學來說，定於一尊是危險的。文學貴在聯合，聯合不是無意見的凝結，而是眾聲喧譁；不是文學思想或創作路線一致化，更不是強調群性，壓抑個性。聯合的精神是：不同文學觀念的彼此尊重，不同文學作品的兼容並包，不同文學理想的異中求同，不同文學道路的並行不悖；在和諧的氣氛下，以相敬相重來替代孤芳自賞、唯我獨尊，以共存共榮替代各立門派，黨同伐異，這方是大意志大文壇應有的宏偉氣象。那麼多不同的作品蜂湧匯集，一定會亂，我的看法是，真正的文學大家族不怕「五胡亂華」。亂，常常是繁榮昌盛的另一表象，是新事物、新生命孕育的必然過程，所謂亂中有序，那個序，歷史老人自然會為吾人爬梳整理出來，一部文學史就是這麼寫成的。
刊登於文學與傳承(3) 弦外知音特刊